作者简介：王永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学海》(南京)2017年第20176期 第5-12页
内容提要：从文化自信中审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探索的过程。坚定文化自信,在多元开放的精神世界图景中保持定力,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是新时代的战略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时代。遵循传承—转换—创新的历史逻辑,从文化自信中审视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化变迁,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生转型的新态势。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应以这一思想为指导,锐意创新,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进程中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略,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篇章。
关 键 词：文化自信/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创新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项目号：15ZDA002),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觉和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现代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力量,对社会群体具有价值观念整合和思想舆论引导的功能。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现代性张力、碎片化的社会图景中,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呈现出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也带来文化认同的困惑、价值选择的迷惘,这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增强文化软实力,从文化自信视域审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度变革,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自信中审视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跃迁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文化演化发展中的传承、转化与创新。意识形态作为核心的文化力量,其发展也呈现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过程从而获得持久性。遵循适应与超越规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总是处于协调式与突破式的动态平衡中。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演进而发展,任何阶级要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强权外,都需要意识形态阐述其存在的合理性。梳理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增强意识形态认同感。意识形态的发展不仅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受历史文化变迁影响而进行的外源性动态过程。综观人类历史,因国别国情、文化传统、时代与认识程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分野。
1.中华传统文化自信中的古代意识形态嬗变。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表现为一系列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变迁反映在古代意识形态的嬗变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学兴起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的新儒学的历史文化变迁中,最终形成了“以儒为宗”的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所传递的是克己复礼、中和、大一统、内圣外王等价值观念,采取教化的方式以“王道”为中心展开,以“三纲五常”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儒学由边缘走向封建社会统治的中心,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发生了内生性的演变,但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性,如崇尚和谐、爱好和平、天人合一、与人为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和连续的。
2.中国革命文化自信中的近代意识形态演化。20世纪初期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成为时代精神。这一方面促使了对古代儒家文化的批判,另一方面孕育了中国革命文化,并带来近代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化。近代以来文化的变迁是围绕着“救亡图存”展开的,目标是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急遽变革轨迹反映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推行“三民主义”、民主、科学观念的普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中。总体来看,近代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是以革命为中心,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特别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中国革命文化以其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高尚的精神品质、创新的文化实践,不仅在观念文化上引领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革命文化自觉地传承、创新、演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形态。②
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中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跃迁。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还来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源泉。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积极探索,提出了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中华传统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转,两手都要硬,90年代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等要求。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变迁历程看,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关注精神文明到提出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中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可见,“四个自信”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有机统一,既体现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又极大地拓展了“三个自信”的广度和深度。“文化自信不是就文化而文化的事情,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不只是表述形式上的变化,更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体悟。”④文化要自信且能够自信,但自信而不能自满,自信而不能自足,自信更不是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通过文化自信要求我们必须树立起意识形态自信。我们必须在文化自信中真正自觉捧起应当担负的文化使命,把蕴含于文化自信中的文化责任扛在肩上,勇敢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才是文化自信的要义与真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新态势
审视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化变迁可知,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绝对变化性。意识形态转型既是历史转型也是一种文化转型,历史审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既是相对稳定的又处于历史的变动之中。以历史时间为脉络,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的演化与变迁。综合来看,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主要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文化视野审视,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转型,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转型,以文化为分野,意识形态在不同民族文化、种族、国家、阶级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特征。无论是历史转型还是文化转型都遵循适应超越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保持定力,锐意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随之主流意识形态也在思想内容、功能定位、话语体系、关注对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提出了新要求,出现了新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我国意识形态构成要素和表现形态的进一步丰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从内容到要素也发生重要转变,这种“转型”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性这个本质和大局。
1.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转型。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根据时代变迁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和谐型意识形态”的文化变迁。⑥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内容的转型是根据社会现实做出的主动调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力发展”,因此“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取向和主要内容;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创新”,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可见,致力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这些内容变化或者转型并不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断裂。事实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依然遵循适应与超越规律,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变迁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时俱进,体现出与社会存在的适应性特征。另一方面,虽然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的差异,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与核心指导思想不变,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体现出与文化路径依赖相应的历史连续性特征。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在传承与创新中主动转型,特别是在当代这种转型更趋向于关注核心价值观的“明确”、培育和践行;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内容和价值取向上,转向了对群众生活的现实关注以及对于中国道路的认同度、发展的获得感的阐述上。
2.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型。以改革开放作为传统意识形态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改革开放之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单一的,主要体现在维护和固执政权合法性的单向度的政治功能,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开展思想领域的交锋和斗争,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功能,对社会成员的动员与导向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单一政治功能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发生了转型,即由单一的政治功能转向多样化的功能,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以及外交功能等。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主要是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功能;规范和约束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教化、心理疏导、道德规范和导向预测,究其本质体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协调与整合社会系统各要素的价值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⑦可见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对社会稳定的致命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外交功能则是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功能转型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已由传统的封闭性、总体性社会转向开放性、多样性的现代社会,人的需求多元化、利益多样化、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也多元化,必然带来主流意识功能的转型以调节复杂化了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概言之,主流意识形态功能转向的趋向是着力于“两个巩固”,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上。
3.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话语即言说,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是以话语形式表达思想、传递情感、描述现实、甚至借助话语实现观念的内化。我们党一直以来总是根据时代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建构适宜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文化的变迁中历经“革命话语——建设话语——创新话语”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转型,不仅关注以“发展”话语为基点的政治目的,而且开始转向关注生活目的的价值理性并且力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具体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立足于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提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建设话语体系,充分说明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合理性。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步入深水期,中国进入“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共时并存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信仰缺失、思想分化与社会整合、全球化挑战等问题,我们党提出了“政治文明论”“和谐社会论”“核心价值论”“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梦”“新发展理念”等创新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一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以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实现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⑨;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等言论均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着眼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话语转向。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内生性变迁并不意味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根本性质的改变,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生产力发展”话语与“美好社会”的价值话语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断裂。⑩所谓“旧瓶装新酒”可能是理解意识形态话语变化的最好的形象表达。还要强调的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网络文化的兴盛,新媒体的强势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话语也发生了深刻转型,表现在话语色彩由“强制说教”走向“平等对话”;话语方式由“宏大叙事”走向“生活叙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1)。这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深刻变革,是我们党意识形态话语取向表达的新飞跃。
4.主流意识形态关注客体的转型。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还需关注客体即受众的需求。意识形态的客体有两类,从宏观来讲,意识形态关注的对象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从微观来讲,意识形态主要还是关乎人的工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意识形态的客体是具体的人,一种是群体客体、一种是个人。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还要看客体的满意度。传统意识形态建设关注客体从宏观上而言,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经济、政治、文化工作都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微观而言,关注对象覆盖面强,具有全员性,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世情、党情和国情变化的新情况出发,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两头”：一是党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一是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于党员干部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强化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12)并进一步明确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青少年这个特殊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教育,强调要“系好人生的第一个纽扣”,等等。
5.主流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转型。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复杂敏感、关系重大,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主动权。我们党一贯重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管理。当然,过去我们更多强调的“领导”,主要是单向度的“管理”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开始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甚至把互联网及大数据方法也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中。这种转型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管理开始走向开放、互动、多元“治理”思维中,进一步提升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时效性。主流意识形态管理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社会背景是当今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交错进行、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历时共存的社会转型期,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的单一管理已经不再适用当前开放、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转型离不开主体的转型,管理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管理主体的数量,而且体现在质量上。随着网络舆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专业化水平。培养一支既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网络传播的优秀党员干部、专家学者队伍,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沟通的双向性与时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3)通过历史变迁和文化自信双重维度的审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动“转型”既是对文化的继承、弘扬、转换、创新的历史发展逻辑的证明,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规律的充分体现。但无论是何种因素的转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要素并未改变,也充分体现了文化的路径依赖,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绝对变动性还具有历史的承续性,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精神会形成文化习惯而传承下来。从文化自信的视域来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系统转型的最终目标就是提升其认同力、竞争力、凝聚力和引领力。
文化自信关照下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发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4)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其深沉的文化底蕴,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取了强大的创新动力。中国意识形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坚持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承、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发生转型的新态势,更要关注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战略。纵览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在理论创新、方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新成就与新进展,但在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范围、手段、对象等方面也面临着很多新要求与新挑战。因此,实现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深化与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5)。在这些重要讲话和报告中多次提及要增强“文化自信”,这些都为推动意识形态创新指明了方向。文化创新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创新,我们要思考文化自信关照下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战略策略。
1.坚定文化自信,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高点。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自信。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因此,要重点抓住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高点。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国际上面临“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在国内出现理论的科学性与传播的有效性不一致的情况。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出现话语的滞后、空场甚至失效等现象。意识形态“失语就要挨骂”,要解决挨骂问题,首先要提升话语权。基于此,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具体而言,一是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16),努力争取国家话语权;二是要掌握传播学规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议程设置、框架构建,全媒体、全方位传播;三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改进创新,培育一支高效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充分运用现代传媒载体,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舆论引导新平台,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四是要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7)概言之,在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汇聚中国力量的源泉,做好价值引领的根本、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与火洗礼中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8)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传承与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对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意义。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本土的话语内容传播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气派,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话语权,从而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2.加强文化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力、解释力和供给力。先进文化的引领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正如约瑟夫·奈所说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当前面对信仰危机、价值空场,物质乐园之得与精神家园之失等文化困境,加强文化引领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文化的思想教化与价值引领功能有助于提升社会成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主要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力、解释力与供给力。因此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也来自这三个层面。第一,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力”。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具批判力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实践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品质,正是在实践中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理论的创新,从而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也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理论,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马克思强调,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0)当前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错误理论和社会思潮,应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回应力,发挥理论的现实批判性,有效引领社会思想,彰显马克思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第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文化引领,还必须以问题为理论创新的导向,增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由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向。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1)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僵化问题,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从而为人们扫清了思想的迷雾,这体现了理论的解释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都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22)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的回答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征程,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
第三,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力”。文化自信的根本还在于价值观的自信,加强文化引领,增强意识形态认同,不仅需要发现问题,还需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理论创新不仅要解释现实问题,还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力”。面对当前思想文化急遽冲突、互联网成为舆论斗争主战场的新态势,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偏激甚至错误的社会思潮,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及时跟进,提供有效的“理论供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对于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23)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2016年12月7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这些举措都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解题能力,构建回应现实的理论框架的有效途径和破解理论供给不足的恰切之道。
3.发挥文化凝聚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舆论同向同行和同频共振。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的可贵精神品质,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方向。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认为作为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水泥”的作用,是社会思想意识的黏合剂。文化自信的背后是深刻的文化自觉,文化欲自信,必须先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自觉是针对当前的文化危机而做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思考文化的变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形成、特色,对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有正确的态度,洞悉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规律。只有基于以上文化自觉问题的思考,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在各类思潮激烈冲突、多元价值相互激荡、文化的大碰撞、大交融的现代潮流中保持意识形态的耐力和定力。
在文化自信关照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社会共识,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实际效果,必须要让理论与舆论同向同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着力打造中国话语,建设“思想中国”。为此,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推动不同场域的思想互动,防止出现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场域的各自为政,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融通。如：中国梦既指关注“宏大叙事”的国家梦,也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提出了不同场域的价值诉求。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还要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学术话语、网络话语等四种话语进行融通转换,从而实现同频共振,同时发力,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协同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两论(理论、舆论)起家,理论当家”。我们应用真理力量抢占舆论制高点,用舆论力量掌握理论主导权。(24)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从根本上改变“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必须学会借力媒体、掌控舆论,真正把科学理论的道义优势转化为舆论引导的话语优势。(25)可以说,舆论要跟着理论走,理论也要靠着舆论推。理论管方向、管思想、管根本;舆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26)我们应着力推动理论与舆论相融同频共振,努力打造“思想中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奉献“中国话语”,不断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和魅力!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发展过程是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既保持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继承,体现文化路径依赖的一面,又随文化的变迁主动转型,弥合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体现历史变动性的一面。主流意识形态来自现实,又立足现实、扎根现实、回应现实才具有批判力、解释力和供给力,在这三种理论创新动力下增强了认同感、提升了传播力、获得话语权与领导权。但无论是转型还是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可以说意识形态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应该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锐意创新,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篇章。
注释：
①⑤(11)(12)(13)(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李康平：《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
③(18)陈俊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0日。
④王永贵、洪光东：《文化自信的鲜明特征》,《光明日报》2017年4月24日。
⑥高立伟：《试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协调发展——基于建国60年来主流意识形态调整的视角》,《求实》2010年第5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页。
⑧(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9页。
⑨(14)(16)(17)(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7、133、210、194-205、35页。
⑩唐爱军：《党的执政话语建构及其变迁》,《学习时报》2015年1月19日。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6页。
(21)(23)(2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4)双传学：《让理论与舆论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红旗文稿》2016年第10期。
(26)人民日报社论：《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