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英（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副主任）：
我们纪念馆珍藏着88张个人户口卡，22张集体户口卡，全部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户口卡是在建国之后，在当时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仓库里面找到的。个人户口卡还有集体户口卡，户主都是周恩来。这些户口卡上面登记的信息非常详细，有每个人的照片、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住所等，还有一个户籍编号，还包括家属亲属信息等。中共代表团在这边不是长期性的居住，为什么也给做了户口卡？它是出于监视的目的。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下达了还都令，它的首都从重庆又迁回了南京。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继续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要求。经过中共代表团的努力和工作，终于把驻地定到了梅园新村，国民政府把梅园新村的30号和17号交给我们中共代表团来使用，作为代表团的驻地。南京谈判是重庆谈判的延续。
中共代表团当时在南京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将近200人，但是有户口卡的是88人，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人都暴露出来，这也是一个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策略。中共代表团除了谈判，还要进行一些党的政策宣传，结交一些朋友，开辟第二条战线。他们结交了很多社会名人，像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有一些社会名人也会到代表团的驻地来，所以国民政府对代表团驻地的监视是非常严密的。梅园新村30号周围布满了监视点，除了有固定的监视岗哨之外，还有大量的流动特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窗口是梅园新村31号的，它当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驻点监视的窗口。这个窗口可以居高临下，看到30号院子里面的一举一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他的办公室和卧室是在一起的。邓颖超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工作。代表团刚到南京的时候，正好是南京的仲夏时分，南京的天气非常闷热。我们代表团的机要人员是有保密要求的，周恩来把他们安排到了自己住处的二楼，窗户要关得密不透风。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是非常关心这些机要人员，那时候电风扇非常少，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不舍得用，把电风扇拿到二楼，给机要工作人员使用。周恩来还经常对这些机要人员进行一些革命气节教育。机要人员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是不允许外出的。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1947年2月，国民政府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要求我们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南京，还有重庆、上海一部分都要撤回，完全撕破脸了。董必武率领我们代表团政府的工作人员，在3月7日从南京撤回延安。董必武当时在机场对送行的人讲：“再见之期当不在远”。两年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这句话就实现了。
南京谈判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毛泽东谈到南京谈判的时候，说谈判最大的功劳就是教育了人民，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让老百姓看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是为人民着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