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接受采访（2月14日摄） 程敏摄
“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1.4%，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4.1%。”
“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1月27日，年逾七旬的张伯礼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赶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救治。2月12日，他率领20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2月19日，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急性发作，在武汉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术后三天，张伯礼再度投入工作，摘胆不下火线。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以张伯礼为代表的中医群体在此次抗疫中深度介入诊疗全程，成为抗疫“中国方案”的组成亮点。随着全球疫情发展，中医药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瞭望》新闻周刊专访张伯礼，请他讲述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
《瞭望》：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是如何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张伯礼：让轻症患者尽可能不变成重症是治疗的关键，也是公认的核心评价指标。在轻症患者基数较大时，转重率高低直接决定了重症病人数量的多少。为避免大量重症病人出现，最好是在早期截断轻症患者的病情发展，特别是要在社区、隔离点及方舱医院筑牢第一道防线。
这次中医药治疗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有效降低转重率，特别是在早期轻症普通型患者的治疗中，显著降低了轻症病人发展为重症病人的几率。
此前我们通过对同一医院治疗的108例普通型患者做的临床观察结果显示，西医治疗转重率在11.4%，中西医结合治疗转重率约4.1%。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564例患者出舱时没有一例患者转重，另一方舱医院几乎没有使用中药，转重率为9.3%。
《瞭望》：这次疫情防控中中西医开展多方面、深层次合作，你有何感受？
张伯礼：中医、西医面对的都是同一疾病，认识角度、治疗策略各有不同、各有优点，但是目的相同，都是治病救人。
对于轻症患者，中医疗效确切，也更简便易行。让轻症病人快点吃上中药，控制向重症转化，这样也能腾出更多定点医院的床位去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人，更好地、科学地调配医疗资源，保证更多病人及时得到救治，这也是我国重病占比及死亡率低的重要经验。
对于危重症患者，以西医为主、中医配合。比如有的患者上了呼吸机，但人机对抗，患者腹部胀满，腹压抬高膈肌，影响氧疗效果，此时采用通腹泄热的宣白承气类方药，让大便泄通，胀满消除，氧疗效果明显提高，整体治疗效果更好；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可提高氧合水平，血必净注射液抑制炎症因子过度释放、控制病情加重，热毒宁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协助抗生素治疗肺部感染等。
在这次疫情防控救治中，特别是在重症救治中中西医合作默契，用事实证明中西医可以很好结合。现在的中医医生以高校培养为主，除了学好中医理论，西医课程约占40%，中医学生也都掌握西医知识。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把两种医学吃透了，优势互补，可以给患者最好的医学照护。当然这要在实践中培养，融会贯通是个长期过程。
“三药三方”和“一人一策”完全不矛盾
《瞭望》：我国在疫情防控中主推的“三药三方”是如何筛选产生的？
张伯礼：1月21日，一批中医专家来到武汉了解疫情，并跟我们后方沟通探讨，从中医角度对新冠肺炎患者展开救治。他们走访了武汉多家医院的100多例患者。随后，我们也来到前线开展临床证候学调查，通过自主研发的系统以手机端填报和图像上传，分析全国1000余例确诊患者调查及数据，专家讨论确定新冠肺炎为中医的湿毒疫。病名病因证候要素明确后，治疗方向和药物选择也就有所遵循。
第三版诊疗方案新增中医治疗内容，也明确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等。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丰富第四版诊疗方案，从300余种药物和近10年的文献中，筛选出一批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疾病有效的药物，其中就包括后来推荐的“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
此后，我们启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的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临床救治研究和药物评价。由于以往基础和临床试验比较扎实，这次又在新冠肺炎治疗中通过多个队列、随机对照研究，验证了“三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循证医学证据比较充分。
国家药监局在紧急需要、符合要求、程序完备、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审批“三药”，按照企业申报、答辩、专家组审核及闭门讨论等流程，对药物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试验等各方面的科学性、安全性等展开评审。最近，“三药”已获得相关批件，被认可用于新冠肺炎治疗。
《瞭望》：中医的“辨证论治、一人一策”与“三药三方”广泛使用是否矛盾？对外国患者是否适用？
张伯礼：这根本不是问题，两者完全不矛盾。因为针对的对象、使用的时机都不一样。
一方面，大范围疫情发生时，挨个去辨证施治不大可能。但感染者病因相同，临床症状基本类似，就可使用同一类药物治疗。在面对重大疫情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锅熬药，群体服用”的做法，我们在隔离点、方舱医院也多用通治方。
另一方面，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我们仍采用一人一策，根据不同个体情况，使用不同治疗汤剂和手段，也就是将集中普治和个别论治相结合的方法。
至于海外患者，我们与海外医学专家交流后发现，其临床症状与我们在武汉看到的基本一致，一般来说使用我国筛选出认为有效的“三药”应该没问题，主要障碍是各国药品注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
“中药完全可以治愈新冠肺炎轻症普通患者”
《瞭望》：中医方舱医院的创举因何做出？其运行情况如何？
张伯礼：建立方舱医院意在“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因为轻症病人占确诊病例中的大多数，这就需要及时救治他们，使其尽量不转化成重症，但又不能挤兑医院资源，于是开建方舱医院。
在早期治疗中，中药对治疗轻症确有疗效，因此我们大胆提出，让中药进方舱，中医可以成建制包方舱。这样很快江夏方舱医院获批，共有5所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9名医护人员（后又增加156名）五个病区进驻。
江夏方舱医院的病人全部吃中药，结合针灸、按摩、耳穴压豆，练习太极拳、八段锦，以及心理抚慰等。同时，化验检查、移动CT等现代医学设备一样也不少，配备氧疗、输液仪器，该吸氧的吸氧，该输液的输液，肺部影像也得查，一些常用基础西药也备着。
中医讲究医病先医心，许多新来的病人有恐惧、焦虑、无助情绪，我们要求每个中医大夫看病之前先做好服务，抚慰、关心、温暖病人，建立信心和信任。这样，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配合治疗，甚至主动参与管理服务，医患关系非常融洽。
江夏方舱共收治564位患者，到休舱时为止，没有一例转重症，没有一例复阳。事实证明，中药完全可以治愈新冠肺炎轻症普通患者。（记者 郑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