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于都迈出第一步的。
1934年秋，8.6万名红军将士在于都河畔集结，从东门渡口等8个主要渡口过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如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就刻着“长征源”三个大字。
几乎每个于都人都能和你诉说有关长征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的爷爷、外公或太爷爷、太外公。
苏区时期，仅30余万人的于都城，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10万余人支前参战，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是于都籍子弟兵。
长征精神扎根于这片红色热土，血脉相传，生生不息。长征大道、长征照相馆、长征宾馆、红军大桥……各种以“长征”“红军”命名的道路、桥梁、建筑充斥着这座赣南小城的街头巷尾。
“大家争相以命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敬意和自豪感。”于都县政协副主席袁尚贵是长征源合唱团的老团长。这支由红军后代组成的业余文化团体，从《长征组歌》中感悟长征精神，在排练、演出中传承长征精神。
这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40岁，也谈不上专业，多数人没有声乐基础。一个共同点是，他们从小听着红色歌谣长大，发轫于这片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邹伟民陪伴合唱团走过了10年光景，他是团里为数不多的专业派。2010年，邹伟民从江西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在于都一所小学短暂任教。长征源合唱团建团后不久，2011年2月，“热爱音乐、想要为家乡做点事”的邹伟民加入合唱团，担任艺术总监。
11年里合唱团已演出500余场，足迹遍布北上广深云贵川等地，团友间职业不同，年龄各异，演出也从不计报酬。
平均每周演出两到三场，团友们几乎是牺牲休息时间进行排练的。有的出差回来下了飞机不回家，第一时间赶往排练现场；有的下班后顾不上吃饭，先排练；有的胳膊折了，用纱布吊着来。巡演途中有团友上午中暑入院，晚上又出现在了舞台上。
“关于长征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虽然长征离我们有80多年了，但是这种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动力。”袁尚贵颇有感触。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入口处，有一幅80双草鞋拼接成的中国地图，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在2016年创作了这面“草鞋墙”。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战士穿着草鞋走出来的。”张小平说，为了不让一个红军战士赤足作战，长征前夕，苏区群众赶制了20万双草鞋送给途经的战士。
“长征精神内涵之一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18年里，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一直在打捞“红军长征出发史”。他寻访了200多位亲历者，记录下16本寻访笔记。
一口留有弹孔的行军锅、一枚公章、老人捐棺材板帮红军搭桥渡河等故事被逐一发掘，经考证编入档案、卷宗。
亲历者们年岁渐长，这样的寻访，更需要“与时间赛跑”。上世纪80年代，18岁的张小平“顶职”接班，利用周末去老红军家走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代步工具从自行车变成摩托车，碰上山高路远之地，为了节约时间收集到更多故事，他索性就住在对方家里。
父亲去世后，张小平开始整理他留下的一摞摞寻访笔记，至今已整理了60余万字。他想着，将来还要把这些笔记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
在张小平看来，一路上红军战士们不怕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离不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父亲打捞长征出发史用了18年时间，直到1986年退休，“也是属于父亲的长征”。
“即便放在现在，长征精神也依旧不过时。”有时，碰到年轻人或晚辈遇到挫折而消沉，张小平爱拿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鼓励他们。他觉得，排除困难做好手头的工作，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既锻炼了自己，也为社会作了一些贡献，就是走好每个人自己的长征。
长征源红军小学与东门渡口仅隔了一条马路。学校被“红色景点”包围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新长征广场、长征渡口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
“弘扬长征精神，培育红色传人”早早地写进了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宗旨。学校以此编撰了以“长征”为主题的校本教材，设立了“红娃”示范岗，还成立了红娃讲解团、红娃唢呐艺术团。
每年6月，校长曾石发都会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给每位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紧接着全员集结，从纪念碑出发，沿着渡江大桥，师生一起重走“长征路”。
一个月前“重走长征路”的动员会上，校党支部书记王志辉问学生，“一路上难免有泪水、汗水，你们怕吗？有信心吗？”这位教师解释道，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困难不放弃的顽强奋斗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宽600余米的于都河上没有一座桥，当时于都河沿岸百姓将自己家的门板、房梁、床板甚至百年后的寿材悉数捐出用于架设浮桥，红军战士才得以顺利渡河。
上世纪90年代起，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桥先后立于于都河上。副校长严梅说，沿着渡江大桥重走长征路，是为了让孩子们重温红军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光荣历史的同时，也铭记自己的人生从长征源开始，“孩子们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