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发展耐心资本不仅是优化金融供给结构、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关键举措，更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锻造国家长远竞争力的战略抉择。深刻领会这一重大部署的战略意义，需要从理论逻辑、历史实践和现实需要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把握。
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公布新出炉的全球超算前500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灵晟”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经过长期战略投资与多年科技攻关，中国超算已具备完整的系统研制和应用支撑能力。图为2026年6月26日拍摄的位于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灵晟”超级计算机。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从理论逻辑看，发展耐心资本是遵循资本运行规律的必然要求。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价值增殖，当短期确定性获利空间收窄，而投资于具有颠覆潜力的长期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高、更持久的回报或战略收益时，资本便会自发呈现出“耐心”属性，主动承担前期高风险与流动性锁定的代价，以博取远期的超额回报。历史上，从英国乡村银行支持早期工业革命，到美国风险投资催生硅谷创新生态，都体现了资本为捕捉重大技术—产业范式变革红利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与形态创新。然而，这种基于个体理性与局部市场自发形成的“耐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与稀缺性。科技创新活动所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严重信息不对称与显著正外部性，容易引发市场失灵，导致私人资本的投资意愿相对于社会最优水平存在缺口。这使得孤立、分散的耐心资本难以自动汇聚、持续壮大，无法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所需的系统性、规模化金融供给。因此，将耐心资本从可遇不可求的“市场偶发”现象转变为基础性、主导性的战略支撑力量，不能仅仅依靠其自发演进，更须依靠主动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性的制度建构。
从历史实践看，我国在发展耐心资本上有着长久有力的探索与开拓。我国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在国家战略主导下将有限社会资源高效转化为长期生产性资本的独特路径，其中蕴含着“耐心”的金融逻辑。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超越了短期消费与回报的约束，将资源优先配置到重工业、国防科技等周期长、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依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高效动员国民储蓄，持续为交通、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制造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长期、稳定的信贷支持，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进入新时代，我国深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长期资本平台，引导资本流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长期项目。这些投资活动超越了传统的短期商业回报计算，更加注重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的共享发展，进一步拓展了耐心资本的实践维度。
从现实需要看，发展耐心资本是应对大国战略博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以未来产业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其发展依赖于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转化，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等特征。传统以短期回报为导向的金融工具，在服务这类活动时往往面临机制不匹配问题。因此，构建一个规模足够、期限匹配、风险耐受的强大耐心资本生态，其意义已远超单纯的融资便利化，就成为一项厚植国家长期竞争优势、夯实创新发展基石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通过前瞻布局、长期投入和系统性配置，耐心资本能够有效聚合人才、技术、设备、平台等创新要素，培育具有引领未来产业变革能力的领军企业，有效掌握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标准、核心环节和生态主导权，进而以战略主动塑造发展优势。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既是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筑牢发展安全根基、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举措。
详见：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文章《从战略上发展壮大耐心资本》
（策划：陈有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