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党在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革命的新局面迅速形成。
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权。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到1924年，参加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此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党内许多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陈独秀在党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强调，现阶段的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由于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不可轻视这一革命的重大意义，不可有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认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在论述农民的重要作用时指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他还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类。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陈独秀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出比较大的动摇。二七惨案以后，随着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他对工人运动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幼稚，但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对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这种认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其他共产党人也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从新近的历史来看，“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9月，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应当“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邓中夏在同年12月所写的《论工人运动》中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认识对后来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
[1]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改为广州。马林将这一决定带到中国后，中共中央机关约于1923年5月由上海迁至广州。
[2]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后来，他在同刊发表的《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1]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
为了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会议强调：“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尽管大多数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滇、桂联军多次击退叛军陈炯明、沈鸿英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这样，在广东初步形成一个高举国民革命旗帜的根据地，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步巩固，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成为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阵地。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1923年10月，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2]到达广州。此后，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鲍罗廷同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共同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后又移往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廷的具体指导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他说：请鲍罗廷做国民党的教练员，是为了“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3]。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欧洲，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执行部内大部分重要部门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如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真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这个支部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通告还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党、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的倾向，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多次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的作用，认为“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4]。
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5]。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并经过孙中山同意。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6]。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后人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7]。
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广州代表方瑞麟主张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声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想对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所贡献，是经孙中山允许的光明正大的行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国民党既许共产党员参加，就不必疑猜防制，这种疑猜防制是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是不可不扫除的。对于李大钊的声明，国民党人汪精卫、廖仲恺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
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注:
[1]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2]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俄文原名М．М．Бородин。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到达广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国。
[3]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548页。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5]《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6]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593页。
[7]国民党始终称“联共”为“容共”，即容纳共产党之意。“三大政策”是共产党人后来概括的。
三、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民党的新变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
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区和海外存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1个，特别市党部4个，正在筹备的省党部8个，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建立起党部组织。这些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于树德，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李立三、项英，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沈定一，四川省党部的吴玉章，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陕西省党部的杨明轩、刘含初，热河[1]党部的韩麟符。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总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的工作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据统计，北京执行部所辖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有党员1．4万余人。江苏省党部改组后，县、市、区党部发展到25个，党员达3500多人。浙江省党部在20多个县建立了组织，党员约有2000人。四川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共产党员吴玉章主持下，更是成绩斐然，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
在国民党党员人数增加的同时，党员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广东各县党部，农民党员占80％；广州市党部中，工人党员占60％。又如山东省党部的党员，学生占40％，工人占25％，农民占15％，教师占15％，其他占5％。湖北省党部组织部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十分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到1925年10月，全省国民党员中，工、农和青年学生占75％以上。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鲍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正式议决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因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亦称黄埔军校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3]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4]
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除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并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象谦（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徐成章等。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5]，开始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6]。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成立到组建成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国共合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中的共产党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1924年5月，广州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60多人，代表着70个工会和10多万名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7月，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8月，广东工团军成立，共产党员施卜任团长。沙面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这次罢工不仅轰动广州和香港，而且影响及于其他省、区，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此后，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得到复兴。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7]。
中共中央重视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党、团组织的共同指导下，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在活动。1924年下半年，以上海为中心，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广东、浙江、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掀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从事文化侵略的阴谋。各地学联还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此外，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及省、区、县各级党部都设有独立的妇女部，一批女共产党员成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在上海，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积极开展妇女工作。由向警予任主编的《妇女周报》，主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成为发动妇女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北京，妇女部秘书缪伯英注重妇女劳工运动与平民教育。在天津，邓颖超、刘清扬等以女星社为中心，设立补习学校，开展对女工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广东、湖北、江苏、湖南、直隶等地的妇女运动，也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这时，北方的局势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早在1924年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开始有步骤地做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工作。10月，受革命影响的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随后，冯玉祥等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全军共15万余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反直系的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
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国民军驻防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了配合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表示欢迎的电文。11月，孙中山接受邀请，离粤赴沪，绕道日本北上。行前他发表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2月初，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天津，同月底到北京。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与段祺瑞作斗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为了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加拉罕、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现在国民党也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8]。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运动与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平定商团叛乱
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它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
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倾向。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并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会议还就党、团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宣传教育问题，以及在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作出决议。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9]。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郑重声明：“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时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10]这样就否定了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但右派分子并未就此罢休。8月，张继等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使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11]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坚决揭露右派分子不反对帝国主义，却加紧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反动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41期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若是决心促进国民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的《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原文如此。经考证，‘匡’为‘至’字之误――引者注)谬极戾，无待于辩。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12]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右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两党合作的企图未能得逞。然而，孙中山经与鲍罗廷商议，决定成立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13]。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坚决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成立。
由国民党右派挑起的事端刚刚解决，广州又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成维护买办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规模达到10个团，约4000余人。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和广东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伙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于1924年七八月间积极策划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8月初，商团从香港私运大批武器到广州。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这批武器，并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遂煽动商人罢市，向政府施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力主坚决解散商团，以消除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孙中山却指望通过妥协办法使事件平息，结果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10月10日，广州市各界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五六千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商团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百余人。商团还强迫商人罢市，要求孙中山下台。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为配合商团行动，派兵进攻广州。英国军舰也开到广州白鹅潭，为商团助威。
面对严峻的形势，广州革命政府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参加委员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给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注:
[1]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2]时为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6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加伦（1889－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В．К．Блюхер（中文译音布留赫尔），加伦是其俄文化名Галин的中译名。191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年10月至1927年8月两次来华工作。
[4]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7页。
[5]在周恩来之前，黄埔军校有过两任政治部主任，他们是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
[6]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7]《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8]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阐明了“国民会议”的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成为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并具有组织政府的权力。
[9]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版，总第1283页。
[1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11]《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12]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7年版，总第2774页。
[13]《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中山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