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一、北伐前的形势
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
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表面化。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这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开封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反奉战争宣言》中认为：“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取得在东北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直隶部分地区。在郭松龄倒戈时，冯部又进占天津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为了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者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1926年1月，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出兵进攻国民军，不久占领河南、直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
3月12日，日本派遣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日本方面竟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施行武力恫吓。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王一飞是三个总指挥之一。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军阀政府还下令通缉领导示威的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
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驻北京的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部于4月9日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但这时奉直联军已进逼北京。4月15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国民军的失败，使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广大人民越来越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增强。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刚刚控制广西的李宗仁、黄绍?f等在1926年2月宣布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两广统一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决定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直接监督。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力量明显加强。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赴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3月，唐生智举兵驱赵。5月，国民政府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6月，正式宣布建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省长。两广统一和唐生智反赵，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当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蒋介石，即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他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这时，汪精卫一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他同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靠近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开广州后，蒋介石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矛盾突出起来。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亲近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消除了后顾之忧。
对于蒋介石的异动，鲍罗廷毫无警惕。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联共(布)使团来中国。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说，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手中；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长中有四个是可靠的，其中就有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鲍罗廷说过此话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
中山舰事件激起黄埔军校一部分进步学生的愤慨。他们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并准备上街示威游行。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掌握的第一军中，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在广州及其附近，还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显然，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仍带有试探性质。他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紧张局面，然后又玩弄两面派手法缓和矛盾，甚至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声称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1]。他还表示此举同广州其他各军无涉。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各军军长如谭延?]、朱培德、李济深等由中立观望转而支持蒋介石。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撤回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等提案。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紧张起来,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2]所致。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最初对中山舰事件的有关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立即表态。布勃诺夫使团到上海介绍了事件的过程后，陈独秀受其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错误地认为它是左派内部的许多误会造成的，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第三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之间发生冲突。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注:
[1]《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2]《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二、党为北伐做准备
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支持的。早在1925年3月东征军占领汕头之后，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9月，加伦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1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演说中也强调向北发展的必要性。2月中旬，鲍罗廷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更明确地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缓”，并赋予北伐与孙中山的“纯军事讨伐”不同的革命内涵，认为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因此要有明确的要求和纲领。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情况后同样认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且强调“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1]。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张作霖已建立“反赤”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必然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威胁。所以，“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北京特别会议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然而只有国民党或冯玉祥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才能发展，党应使此政权推广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北京特别会议对武装斗争问题也有进一步认识，明确指出：“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为此，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三个军委分会。
陈独秀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北伐是积极倡导和热心支持的。他从上海致电会议，表示“必须解决北伐问题”。他在1926年6月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2]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3]。在分别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督请政府出兵北伐时，他对蒋介石散布中共反对北伐的论调给予了坚决驳斥，指出中共“不是根本反对北伐”，只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4]。
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到1926年5月初，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5月上中旬，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个县选出的200多名代表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并表示工农誓作国民政府的后盾。
对于北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最初是不赞成的，认为国民政府应以集中力量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任务。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布)中央强调争取喘息时间，再次作出“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5]的决定。共产国际也明确表示，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6]。受莫斯科的态度和中山舰事件的影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认为，在蒋介石已经统治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
在中共中央内部，由于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事件接连发生，陈独秀和中央部分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加之考虑到北方革命形势的低落，所以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陈独秀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他于7月7日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他还担心，北伐“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文章发表在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前夕，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陷于很大的被动。这篇文章受到党内外许多人士的批评。
北伐出师后，为了制定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方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指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会议认为，“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会议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偏高；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又强调他与老右派有质的区别，并幻想争取他向左转。会议提出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可是，会议仍将老右派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看不到新右派蒋介石已逐渐发展成为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对手。
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决议虽然强调党要“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有提出党应当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这说明党对于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
会议对农民运动再次给予很大的重视，指出：“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党要“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但在具体政策上，会议对农民运动作了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这次扩大会议对发动工农运动配合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没能提出防止国民党新右派力量增长的有效对策。
注:
[1]《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2]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国革命的直接领导，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远东局。其成员是：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日朝三国共产党各一名代表。远东局决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会议。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要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决定。1927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解散。
[3]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4]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4日。
[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192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6]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192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
两湖战场的作战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这时，北洋军阀的兵力还很强大。直系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直系孙传芳割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20万人左右。奉系张作霖占据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地区，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小军阀。而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兵力仅10万人左右。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人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提供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正在北方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在湖南、湖北的兵力包括战斗力很弱的各种杂牌军在内只有10万人，用以攻击唐生智并企图进窥广东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因此，北伐军可以首先集中力量，在湖南、湖北战场打击吴佩孚所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就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军事战略方针。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将领各有自己的算盘，所以在1926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北伐进军计划中，提出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即同时与吴佩孚和孙传芳作战。加伦回到广州后发现这个问题，立即要求修改计划。经过加伦的劝说和多次磋商，各军将领才同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所部；同时和孙传芳进行谈判，并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分别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监视和防备，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加伦的战略构想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按照上述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就立下引人注目的战功。6月初，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正向安仁推进的直系军队，乘胜占领攸县。与此同时，第七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第八军击退直系军队的进攻。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7月初，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到达湖南的衡阳和攸县一带后，同第八军一起，分三路攻长沙。7月11日，北伐军进占长沙。这时，蒋介石决定亲赴前线，于7月27日率其嫡系第一军第一、第二两个师自广州北上。
攻克长沙后，北伐军将领中又有人主张同时向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北伐军事战略暂不动江西，先趋武汉，以避免激出误会，引起五省卷入讨赤”[1]。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虽有争论，但在加伦的努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集中力量进军武汉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继续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加伦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8月中旬，北伐军继续北进，19日占领平江，22日占领岳州，随即进入湖北。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有直捣武汉之势，急调在北方进攻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地形险要的汀泗桥一线布防。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总攻。敌军凭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斗志旺盛的北伐军一鼓作气，在8月27日攻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吴佩孚气急败坏，亲自率领南下的直系主力赶向咸宁增援。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汀泗桥的苦战之后未经休息，立即乘胜追击，赶在直系主力到达之前，一举占领咸宁。8月30日，第四军、第七军攻占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接着挥师武汉。9月上旬，第八军渡过长江，占领汉口、汉阳。
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直担任预备队，没有同敌人打过硬仗。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才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进攻武昌的战斗一再受挫。蒋介石移师江西战场后，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两军再次发动对武昌的总攻，占领武昌城，生俘守敌1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
攻打武昌时，叶挺独立团再次立下战功。攻城命令一下达，叶挺即发动官兵备好登城竹梯，并亲自指挥全团攻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第一营作为奋勇队(敢死队)攻城时，遭敌人猛烈射击，不到20分钟全营仅存10余人，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头部中弹阵亡。第二营攻城也多次受阻，伤亡重大。但全团官兵表现出无比坚强的忘我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终于率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武昌洪山修建攻城官兵诸烈士墓，安葬曹渊等191名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墓碑上镌刻着“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名句。这座烈士的墓碑，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在北伐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历史见证。
赣闽浙苏战场的作战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短短三个月，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攻占湖南、湖北两省。这使孙传芳感到震惊，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1926年8月底，他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随着战局的变化，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等部队均转向江西作战，连克赣州、铜鼓、修水、萍乡等地，于9月中旬攻占南昌。孙传芳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不听从命令，师长王柏龄贪生怕死，率先从南昌逃跑，加上各军间缺乏配合，致使占领南昌的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师几乎全部覆灭，南昌再次落入敌手。
中共中央为江西战事的失利向加伦提出：“此时北伐战略，宜集中全力对付赣北孙军精锐(卢、谢二师)所在；分兵四面应战，定是失策”，建议加伦“切劝蒋、唐各捐成见，速速调集四、八各军精锐，并力破赣孙军”[2]。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攻打南昌，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伦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将第四军的一部分调到江西，加上已入赣的第七军，使北伐军实力大增。11月初，北伐军集中兵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势，经过激烈战斗，消灭孙传芳部主力。11月上旬相继占领南昌、九江，这才完全扭转了江西战局。
北伐军还有另一路部队，就是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它们在北伐开始时对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取守势。10月，这两个师经与敌战斗占领永定、松口。由于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北伐军于12月上旬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
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奉系、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又组织所谓“安国军”，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北伐军遂制定夺取浙、沪，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由于浙军两个师于12月先后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于3月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在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这就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民众的支援和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北伐战争发起的当年，湖南、湖北适逢百年不遇的灾害，北伐军进军途中所需的粮食不可能就地补给，相当一部分靠外地民众支援。进军沿途交通困难，军需完全依靠人力运输。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北伐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随军出征。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
北伐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群众投入援唐反叶[3]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反吴(佩孚)的决心，并极大地鼓舞了唐军士气。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长沙战役胜利后，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前进。平江、岳州等县的农民和粤汉铁路、安源煤矿的工人，也积极配合北伐军继续北上。
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进行了准备工作。7月中旬，成立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了30多种宣传品。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北伐军克复汉阳后，中共湖北党组织又在汉口发动群众罢工、罢市，断绝交通，使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即收复汉口。
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到处与孙军为难”，给其造成“运输粮食等困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包括引路、当侦探、组织运输队[4]。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南浔路作战时，奉新县党组织成立百余人的前敌工作团。“他们不怕炮火，不怕困苦”，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5]。
在福建战场和浙、皖、苏战场，北伐军也得到民众的大力援助。福建永定的人民破坏交通，割断电线，并武装袭击溃逃之敌。北伐军占领福州前夕，福州市民为响应北伐军举行了暴动。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武器弹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北伐出师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已经建立起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数分配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为保证北伐的胜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为培养政工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讲习班。1925年冬，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主办的政治讲习班，共有学员350人，毛泽东、林祖涵等担任理事，李富春为班主任。政治讲习班共设20多门政治课，由张太雷、邓中夏、熊锐、萧楚女、恽代英、毛泽东、李富春、蒋先云等共产党员担任主讲。1926年6月下旬，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林祖涵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并作重要报告，为制定北伐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条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还制定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筹建了北伐宣传队。北伐出师后，各级政工人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
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赴江西前线实地考察的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6]。政治工作在叶挺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破强敌，在历次战斗中都勇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独立团的功劳是最大的。
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亲自参加政治工作的实践，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而且在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原则。特别是周恩来的《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等文章和讲演，以及李富春的多次讲话等，较为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这对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为党后来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积累了经验。
国民军再起和泸顺起义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还得益于北方国民军和南方泸顺起义的配合。
1926年4月至8月，国民军坚持了四个月的南口保卫战，最后撤退到绥远。南口战役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吴佩孚部主力，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冯玉祥下野后，于1926年5月赴苏联学习考察。在苏联期间，他会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并得到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人的热情帮助，思想有了进步，后在李大钊等人敦促下欣然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冯玉祥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集合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相继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及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李大钊还为国民军联军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10月初，国民军联军向陕西进军，11月击退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除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此后，中共西安地委推动于右任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联合战线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冯玉祥五原誓师和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争取拥有15万军队的阎锡山加入反奉联合战线，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与阎锡山联合和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为实现国民军联军固甘入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对驻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三支军阀部队的分化与争取工作，使之加入北方反奉军事联合战线。
在四川，中共重庆地委在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化军阀部队的计划。在得到中央认可后，重庆地委迅速派人深入到这些军阀部队内进行工作。1926年9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为总指挥。随后，国民党中央接受吴玉章的建议，委任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朱德、陈毅也先后到四川，加强对军阀杨森的争取工作。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在书记杨??公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杨??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制定了发动起义的具体方案：策动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一个旅，驻守顺庆(今南充)的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驻守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三个旅，共同举行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番号、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先在川中站稳脚跟，然后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
从12月1日开始，起义按计划先后在泸州、顺庆等地爆发。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计划到顺庆会师，已会师顺庆的三支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刘伯承率军经过艰苦的转战，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
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奉蒋介石密令再次“围剿”泸州起义部队。刘伯承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城40多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退至开江的三支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改编。
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注:
[1]《中局致北方区信》(192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2]《北伐军目前应取的战略――给加同志电》，1926年9月28日。
[3]叶，即叶开鑫，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后投靠吴佩孚。
[4]《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5]《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6]《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四、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湘鄂赣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民众有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积极指挥湖北及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尤其迅速。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到1927年2月，全省有工会组织533个，会员达32.6万余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罢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的工头制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到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又增加到200万人。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协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欢迎会，在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于3月间在《向导》发表该文的前两章。4月，当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书名将此报告公开出版时，瞿秋白为之写了序。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4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约800名农运骨干。
在工农运动的高潮中，汉口、九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汉口江汉关与英租界毗连的空场内讲演时，英国水兵突然冲出租界，用刺刀刺伤民众数十人，其中3人重伤，造成一三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1月5日，武汉市民二三十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1月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逞凶，打伤工人数名。九江人民激于民族义愤，冲进租界，拆毁租界四周所布的木桩、沙袋、带刺的铁丝网等物。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也向英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收回租界的正义要求，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和20日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这一时期，工农运动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过激的倾向。刘少奇在1937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长沙、广州等地，特别是武汉，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2]。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也较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3]。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6月至9月，上海工人举行多达100余次的罢工斗争，参加人数超过20万。通过罢工斗争的实践，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觉悟都有显著提高，工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许多工厂和工会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或自卫团。
北伐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以罗亦农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区委就密切注视着战事的进展。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准备建立由民众选举、代表广大市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加紧准备第二次起义。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等省进攻。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2月18日，先头部队抵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立即组织上海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设法武装自己，准备夺取政权。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在“罢工响应北伐军”的口号下，罢工工人达36万人。本来罢工是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孰料北伐军到嘉兴后却止步不前。2月20日，中共中央得悉这个消息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2月21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但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在来不及通知各区起义工人的情况下被迫提前开炮，以致打乱了整个起义计划；又由于离上海不远的白崇禧部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予援助的要求，结果这次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即着手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首先决定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在特别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赵世炎、颜昌颐等负责军委的工作，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等负责宣委的工作。2月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议上提出：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进行武装暴动，在暴动中夺取武装，武装暴动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特委会接受陈独秀的意见，认真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精心制定起义计划，并进行周密的准备，如组建武装工人纠察队，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在市民中开展广泛政治动员，召开市民代表会议，等等。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整个行动，确定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紧急时则由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四人负责。起义总指挥由周恩来担任。3月19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各部作战计划》。此次武装起义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4]
这时，孙传芳部在北伐军的连续进击下，军心动摇，已无力支持，只得投靠盘踞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到上海接防。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特委当机立断，于3月21日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用劣势的武器装备，分别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七个区域与敌作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支枪等大量武器弹药。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
起义取得成功之后，在龙华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入上海市区，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并把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兵工厂内。
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上海临时市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5]。
注:
[1]《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2]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3页。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4]《上海总工会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卷，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5]《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1927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五、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在矛盾复杂和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着发展、壮大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教育等艰巨任务。
中共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也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次规范了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
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由于党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为此，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同时还决定特别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工作，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此次会议之后，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但这时党还只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尚未建立基层组织。这种情况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党的四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更加重视。会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为了使党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央决定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并决定“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议决案还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也有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议决案将原党章中“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根据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问题，都作了相应调整和明确规定，使党的章程更趋完善。党的四大还要求中央编译委员会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党刊)，以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总之，党的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四大之后，为适应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建党的需要，党加强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规定组织部的中心工作是：指导各地方党的组织及一切实际活动；办理党员统计；分配全党人才于适当地位；指导各区委、地委的组织部贯彻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与决定；注意各地方实际运动，拟出活动的方法，提交中央局议决后通知各地执行。宣传部的中心工作是：规定党员的教育计划，规定对外宣传大纲和有关的计划，提交中央局通告各地方执行；督促各地方设立党校或党的星期学校，培养一般能担负实际的和指导工作的人才；对于党的一切出版物的内容，要随时给予监督和指导，使之日趋完善；编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的书籍，并督促和指导各地广泛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上述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一个新局面。尤其是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认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2]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党正确而有力地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已达3000人，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针对党的发展状况，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为此，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对于工人入党，“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议决案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这时党不仅把革命的工人，而且把革命的学生、农民作为党的主体或基本力量，其他革命分子的外延也比较宽泛。议决案指出：“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
这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健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密切各级党组织的关系。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会议还要求中央各部和各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都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以适应党的发展及各方面工作的需要。
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对党员的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决定开办两类党校：一类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一类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其任务是训练政治素质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会后，党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级党校，用来培养党的干部。此外，党还选送优秀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苏联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著名领导者。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926年7月召开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会议再次提出扩大党的队伍问题，要求“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的队伍继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发展，10月17日，陈独秀致信全国各级党部负责同志，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3]。他提议，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00人。各级党部接信后，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计划。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军人1500人，妇女1992人。党内有不少优秀人物便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如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
北伐战争后期，在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党的队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党员占到党员总人数的8.27%。
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对党的建设作出如下决定：(1)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党内教育，用各种方法训练党员。(2)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3)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4)必须很好地组织和运用党团。
党的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考虑到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概念太抽象，决案对二者进行了细化，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即使是中共中央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的党员，“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4]。
在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党还大力加强宣传出版工作，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中央主办的政治机关报《向导》，1926年每期销量达到2.5万份左右，对全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影响较大的报刊还有《新青年》、《人民通讯》、《党报》、《热血日报》。规模较大的地方刊物有《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周刊》(广东)、《武汉评论》(湖北)、《战士》(湖南)、《中州评论》(河南)，以及《工人之路》(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五日刊》(上海总工会)、《工人小报》(天津总工会)等。党还通过在上海的印刷所和上海书店，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一批宣传马列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
大革命时期，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党把壮大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在短短几年内，使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党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勇于冲锋陷阵的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大革命时期，党先后三次修订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又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这个主题来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党的队伍的发展以及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迅速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新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失误。
注:
[1]《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2]《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3]《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1926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