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八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外政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蒋介石和汪精卫既已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中国国民党也就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虽然在国民党的高层中有些人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冷遇、排挤，有些党员特别是那些忠诚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有影响的进步人士，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但他们都不足以改变这个党的性质。这个集团内部也不统一，而是分成若干派系，彼此间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1927年7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已参加国民党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仍然割据山西，冯玉祥则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此外，四川、贵州、云南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盘踞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
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互相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至兵戎相向。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在1927年8月受桂系排挤，一度“下野”，但他的嫡系军队仍控制着江苏、浙江一带。10月，宁(李宗仁、何应钦)汉(汪精卫、唐生智)之战爆发。不久，武汉方面战败。汪精卫又依托广东的地方势力，与南京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f等)四大派系，由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而达成暂时的妥协。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6月初，张作霖弃守北京，乘火车退往山海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决意抛弃张作霖、另行成立“满蒙帝国”计划的一部分。面对家仇国恨，再加上受美国的影响，张作霖之子、新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没有顺从日本使东北独立的意图，于1928年底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这种表面的、暂时的统一，很快又为新的军阀混战所代替。
国民党南京政权成立后，对内实行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在经济方面，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并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
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先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帮助这个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处处维护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许多买办资本家从经营公债中，就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据统计，上海28家主要银行的总资产，1926年为13.91亿元，1931年增长到25.696亿元。1928年，上海银钱业投资公债为1.3亿元，1931年则达到2.3亿元。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以公债掠夺为例，从1927年到1936年，南京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这些公债的大部分由南京政府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而以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这些公债的发行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愈多，人民群众的捐税负担就愈重。1934年，江苏省田赋附加税达147种，其中有的超过正税25倍；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其中有的为正税的80余倍。在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关税、盐税和统税所占的比重，1928年为48%，1931年增至88.2%。
南京政府还把建立和垄断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手段，对全国的经济命脉进行控制。1928年11月，南京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给予它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经营内外债等特权，使之在金融界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后，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并通过强行修改条例、加入官股、强行改组等措施，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以及各地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等银行。此外，还把中华邮政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以控制。
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柱。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官吏成为新兴的地主。据江苏省民政厅1928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该省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有77个是国民党的官吏。1931年，在无锡被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这种状况，决定了南京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据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在无锡所作20个村1035户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地主占总户数的5.7%，占有土地总数的47.3%；富农占总户数的5.6%，占有土地总数的17.7%；而占总户数88.7%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仅占有土地总数的35%。南京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租从未因此而有所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增加。如广东省，从1929年到1934年，租额普遍增加了20%。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生产萎缩，经济凋敝，天灾人祸有增无已。据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1928年，全国有1093个县受灾，灾民达7000万人以上；1930年，受灾县517个，灾民达2100万人以上。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又发生严重水灾，湘、皖、鄂、豫、苏、赣等16个省的灾民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生活极为痛苦。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在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同时，还强化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制度。
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
由于军权控制在蒋介石集团的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并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人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国民党还十分重视扩大和强化它所控制的反革命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国民党的官方材料统计，军队总人数在200万以上，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的军费开支浩大。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把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作为主要任务，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
南京政府还通过实施严密的保甲制度，强化它在乡村的统治。1931年，国民党的“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拟定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并于同年6月在江西省试行，以后逐步扩大到其他省市。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对外实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对于英、美等国军队1927年3月炮轰南京的事件，以及日本军队1928年5月3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南京政府均顺从这些国家的无理要求，作出妥协处理，并保证继续维护它们在中国的特权。与此相对照，南京政府却于1927年12月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枪杀副领事等十几人，同时驱赶苏联驻中国其他城市的领事。1929年5月，南京政府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派军警包围并搜查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逮捕和监禁苏联领事及有关人员。接着，挑起中东路事件[1]。
从1928年6月起，南京政府大力宣传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发起一场同外国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尽管在这个运动中，南京政府改组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收回镇江、厦门、威海等租界，但它“改订新约”的内容主要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在关税自主方面，南京政府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12个国家缔结关于关税问题的新条约，使海关税率有所提高。但是，南京政府在制定海关税率时仍要受这些国家的约束，并且中国的海关行政权继续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政府与旧条约期满的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等国订立了新约。但是，由于日本和英、美、法等国反对废除领事裁判权，所以，南京政府尽管在1931年5月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却未能真正实行。
这个时期，英、美等国对南京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是因为它们需要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统治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实际上，它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更加深入了。由于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曾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南京政府建立后，采取了有利于它们的经济政策。以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为例，1927年以后明显增多。在产业方面，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纱锭数占中外厂纱锭总数的43.5%，外国在中国的工厂的布机数占中外厂布机总数的51.4%。在交通方面，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8%；1931年，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里程总数的84.3%。在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四家银行的总资本就达1.1亿多美元(约合当时华币4亿余元)。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的存款就达13亿美元（约合当时华币近50亿元）。由此可见，在英、美等国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它们的依赖性更大了。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
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基本得到恢复，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流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例，据中国银行1930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品、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11个行业的总营业额，比1929年度平均增长20%。再据中国银行1931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上述各行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橡胶业1930年增长率为250%，1931年增长率为200%；棉织业1930年增长率为120%，1931年增长率为128%；卷烟业1930年度增长率为130%，1931年增长率为115%。1928年，新设工厂的注册数和资本额也有所增加，分别为250家和1.17多亿元。民族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一度发展。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首先，民族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以纺织业为例，1930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14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40―50万枚。1931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6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10万余枚。其次，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如买办资本雄厚，不如买办资本那样能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再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广大农民购买力极低的情况下，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萎缩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第四，南京政府建立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军费开支激增，另外还宣布承担北洋军阀政府欠下的全部外债，这样，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就微乎其微。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主要在大城市之间和铁路线上进行，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环境。第五，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千方百计地向民族资本家勒索，如采取开征新税，采用绑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交纳“赎金”等，使他们常常陷于困境。第六，南京政府变动关税税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增加其财政收入，并非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民族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原料和设备的关税往往很高，这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利的。由于上述原因，从南京政府建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几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愈来愈缓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以新注册工厂数为例，1929年已从1928年的250家下降为180家，1930年、1931年更分别下降为119家和113家，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由于国民党曾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蒋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它做过某些让步，一时给人们造成国民党政权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印象；加上这个政权在形式上暂时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利的措施，这些情况，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产生过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事实上，这种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然而，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其个别代表人物虽然参加了南京政府，但只是被拉拢和作为点缀，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且很快被踢开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其中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次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上述内容被写进同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上，敌人极其残酷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但他毫不畏惧，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注:
[1]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破坏1924年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协定，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铁路，解除苏方人员的职务，引起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12月，中国方面战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7月以前状态。这次事件史称中东路事件。
二、各地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在起义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贺龙商量对策，决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在南昌，还有原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也是举行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1]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这个意见被前委否决。7月31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以上二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七人组成主席团。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已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2]。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但这时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经转到反革命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重新进行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的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革命战争。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天气又很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行抵江西进贤时率部离开革命队伍。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本身也遭受很大伤亡。在9月下旬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今丰顺县城）西进，少数部队留守潮、汕。这些部队于10月初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均遭到严重失败，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小部分部队，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香港。他们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3]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八七会议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4]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在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四）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告全党党员书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应减租。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议决案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
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党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影响到党的组织。其主要表现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成分，工农分子向来只占绝对少数。为改变这种状况，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这种不适当地强调领导机关和党员单纯工农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对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左”的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一再强调“唯成分论”，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组织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中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提出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会议还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曾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至于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指示信认为应当在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
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现时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一个多月后，即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5]。
八七会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共中央机关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武汉迁往上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8月3日颁发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随后，中央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且要求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和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会议认为起义不应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会议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的起义。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上述各县工农起义，并在长沙工人起义接应下，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夺取长沙。会后，毛泽东到江西安源，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和起义计划。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继而又赶往铜鼓。参加湘赣边界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前夕，余洒度还收编了滞留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长沙近郊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因而先后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起义军在向南转移途中，处境十分困难。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指战员伤病残增多；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因此，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6]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后，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今炎陵县)、遂川等地转战后，返回井冈山，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广州起义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随即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在起义发动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这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没有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7]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后，被迫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在战斗中也表现了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其他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在湖北，武装起义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7年11月由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地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曹学楷任政府主席，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随后，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起义军为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广东，先后爆发了海陆丰及琼崖地区（今属海南省）的武装起义。从1927年9月到10月底，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两次武装起义。10月底开始的起义，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在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的，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彭湃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推翻旧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琼崖地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下，从1927年9月开始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今属琼海县）、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的。起义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8月中旬，成立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在江西，先后爆发了吉安县东固及万安、泰和、永丰等县的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赖经邦等在东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军，并在中共赣西特委指导下，于1927年11月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东龙区委，扩大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以东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从1928年9月到1929年初，分别成立以李文林、段月泉为团长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从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万安武装起义是1927年11月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举行的，起义农民曾四次攻打县城，终于在1928年1月8日占领。第二天成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但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不久即告失败，曾天宇牺牲，一部分起义农民转入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
除鄂、粤、赣等省外，八七会议后不久，其他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清涧起义；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同年11月1日中共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负责人李鸣歧、马尚德（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刘店起义等。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并先后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和横峰县委。1928年5月，在弋阳县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建立了弋阳苏维埃政府。接着，又成立横峰苏维埃政府。由于遭到优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起义武装后来转移到弋阳、横峰北部的丁山（即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军攻占宜章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起义军与当地农民相结合，打垮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的进攻。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均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起义军占领湘南十多个县，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错误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同年三四月间，在湖南、广东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起义部队不得不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他们路过洪湖地区，把原由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领导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组成的三支游击队共500多人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局面。随后，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边，利用贺龙的旧部属关系，于3月在桑植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进占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4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桑植县城，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
1928年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撤离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同年3月至6月，闽西的党组织发动多次农民起义。其中著名的有中共龙岩、永定等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先后在龙岩的后田，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和上杭的蛟洋等地领导的起义。随后，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以及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这些斗争，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6月，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1928年7月22日，在共产党员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下，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贺国中也先后率部参加起义。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7月24日，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7月30日，起义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湘鄂赣边。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界发展，并寻机与毛泽东率领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部队联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底至1928年春，湖南醴陵农民起义；1928年二三月间，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南康、信丰、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兴国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192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在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等等。这些起义的情况各不相同，结果互异。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失败了；有些起义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主观指导上有错误，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数起义，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注:
[1]《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不久接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
[3]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是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
[4]罗米那兹（1897-1935），苏联人，俄文原名В．В．Ломинадзе。1917年3月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4月，作为青年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工作。1927年7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抵达武汉。
[5]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当时按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在经过“左派国民党阶段”之后，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因此，这个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里的“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原意为代表会议或会议。
[6]袁文才（1898―1930），江西宁冈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冈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曾任遂川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逐步接受党的教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文才、王佐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2月10日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7]诺伊曼（1902-1937），德国人，德文原名H.Neumann，德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为罗米那兹的助手来到中国，参与指导广州起义。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
1927年10月下旬，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宣言对中国革命形势及条件不作客观分析，提出：“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10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为此，11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认为，在全国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通告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通告认为，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这种“左”倾情绪，与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有关。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中国后，不但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1]，而且有所发展。他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8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制定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决议案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澈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接受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还规定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如主张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归工人管”，要求在农民暴动时“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等。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扩大会议在肯定八七会议以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的同时，还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会议要求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12月下旬，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便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号召立刻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从指导思想和总策略上认清“左”倾错误，也就不可能彻底地纠正带全局性的盲动错误。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时，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倾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注:
[1]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
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由于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此，毛泽东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坚决为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而奋斗。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上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
为了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部队执行这三项任务，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1928年4月，毛泽东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各县建立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这些地方武装不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而且是正规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到达宁冈，批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且将前委取消，改组为师委。湘南特委还要求把工农革命军调往湘南支援暴动，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在这期间，还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的会师，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接着，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
红四军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为了打退敌人的“进剿”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的局面，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割据地区日益扩大。1928年6月23日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范围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地区。
龙源口战斗之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6月30日，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巡视员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分兵去湘南必将不利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会议决定报告湖南省委，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意见。
7月中旬，红四军兵分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会剿”。当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占领酃县的时候，杜修经不顾永新会议的决定，附和红军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军委也未加以有力的阻止，结果造成红军主力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红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同敌人作战。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去湘南后，便向井冈山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均被敌人占领。不久，江西国民党军队发生内讧，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相继退去。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去桂东迎还主力，以另一大部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8月30日，湘赣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井冈山留守红军在群众支援下，凭险抵抗，打破敌人的“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9月，毛泽东率部回师井冈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1928年10月，为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的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11月2日，特委和军委收到中央6月4日指示信。信中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1月14日至15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从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1]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初对于上井冈山，党内有非议；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回答。
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2]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3]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些主客观条件是：（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继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如1928年1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等等，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井冈山地区带来崭新的面貌。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开展土地革命，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是通过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是，就全党来说，这时还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八七会议后，党要求各地通过暴动建立的革命政权，是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模式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自然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但是，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蒋介石集团并非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他认为，在根据地内，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为此，在1928年11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案。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其一，要重视工农兵代表会。他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建立了，但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工农兵代表会。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同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的影响在群众中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不干净，因而也就不习惯新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加强代表会的建设。其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指出，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从而造成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民主政权思想，是对党正在探索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局限。这些都为以后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
注:
[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3]即《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