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我的新书《走好从政每一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2019年6月，东方出版社编辑何伟华来电，计划出我一本书。我喜出望外。读书、写书、教书多年的我，当然知道东方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系统的分量。于是，我们很快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南院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谋面，他的来电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通话。
他是认真看了我的几本书之后决定找我约稿的。
（一）
自1989年进入党政系统工作以来，我越来越乐意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写东西。到原国家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我更是自觉地把为党员干部著书立说作为自己的职业要求来履行。
这是因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只有通过不断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才能形成、持续和提升。
思想淬炼，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提出来的，接着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思想淬炼，妙在一个“淬”字。“淬”的基本涵义，就是把烧红了的金属物件往水或其他液体里一浸并立刻取出，用以提高物件的硬度和强度，增强它们的耐磨性和抗疲劳性。淬，还可以让一些特殊性能的钢获得新的物理化学性能，如使永磁钢增强铁磁性、不锈钢提高耐蚀性。习近平总书记把“淬炼”用于干部的思想修养，就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明了思想修养的目的和功能，阐明了提高思想修养的方法和途径。
把思想淬炼摆在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之先，使之处于第一的位置，是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思想支配的。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行为，错误的思想产生错误的行为。要想工作到位，思想先要到位；要想实践创新，先要有创新的思想。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坚守底线，是因为思想防线发挥的作用；行为的堕落是从思想滑坡开始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说明人的思想是人的全部行为的指挥系统。这就是把思想淬炼摆在第一位的道理所在。
当然，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人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人的大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因此，要想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党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各项工作的始终，就是为了从外部促进干部形成合乎党和人民事业需要的思想。这些都属于干部思想淬炼过程的重要环节。
然而，我们看到，同样的实践、同样的阅历、接受着同样的教育，为什么干部们的思想却有很大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原因在于，人的大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不是被动地“照镜子”式的反映，而是经过了人的大脑的能动加工。因此，到同一个地方调查研究，决策意见却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到了59岁，有的干部想着如何站好最后一班岗，有的却琢磨怎样多谋一些个人利益；同读一部《红楼梦》，不同的人读出了不一样的内容，“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正因为人的思想都是人对外部信息的加工处理而形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干部的思想淬炼，主要是自我修炼。一切外部因素都只起促进或催化作用。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一个具体例证。
思想淬炼作为干部们的自我修炼，需要高度自觉，需要严格要求，需要持之以恒。一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通过自觉的、严格的、持之以恒的自我修炼，才能纯洁党性，提升境界，焕发精神，敢于担当，增强斗争本领，筑起让一切“围猎”失效的铜墙铁壁，保证清正廉洁、公平公正地用权干事创业，为民造福、为民排忧。
《走好从政每一步》这本书，就是为适应干部们思想淬炼的需要而整理出版的。
（二）
这本书写了些什么呢？
这本书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论述，循序渐进地提供了一套帮助干部进行思想淬炼的思路和内容，这就是：把好人生“总开关”——养成为民情怀——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不要犯忌——好学才能上进。这6个部分，每个部分包含10篇短文，全书共60个题目。当然，这些不是干部思想淬炼的唯一思路和全部内容，但无疑是可用思路和重要内容。
这些思路和内容，看起来似乎耳熟能详，但很多事情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不等于真知”。我还要补充一句，“真知不等于真做”。比方说，不少同志从中学政治课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大学，还上过系统的哲学课，走上工作岗位后，为什么还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呢？原因在于：一是可能没有学懂，这就要在“真知”上下功夫；二是虽然学懂了，但没有被“内化”，即没有内化为“思维程序”。也就是说，哲学知识学到了，哲学思维没学到；哲学词句会说了，哲学精神没转化；哲学的某些部分领悟了，哲学整体没把握。一句话，没有内化为“大脑软件”，没有成为大脑的“操作系统”，当然就不能化成行动。恰如一些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倒背如流，但做的却并非如此，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他们那里还停留在知识层面，没有内化为“思维程序”。这就要在“内化于心”上下功夫；只要把“真知”内化于心了，也就形成了依照“真知”思考和行事的“程序”，知和行就统一起来了。
基于以上思考，在这本书里，我在两个方面下了一点功夫。一是力求把每一个题目写深写透。我从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七七级”本科生，到198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过的都是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活。离开大学校园之后，我一直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或宣传理论战线，逐步积累了一点理论功底和研究成果，加上多年领导干部岗位的工作思考、实践体验和思想感悟，使我有可能把每一个题目写得更加到位一些。二是力求把每一个题目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使读者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甚至达到爱不释手的效果。我长期当读者、当听众，长期研究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深知怎么讲才能让党的理论和思想“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怎么写才能让党的理论和思想“读得进、记得住、用得上”。我把这些认识、体验和思考尽量体现在每一个题目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书稿编辑工作完成之后，编辑们反复琢磨在书的封面上印什么样的提示语，最后定为：“做人做官做事的鲜活教材，锤炼党性、淬炼思想、提升素质的生动读本。”我认可了！
我认可的是他们对我写作愿望的肯定和写作成果的鼓励。读者肯定能够理解，愿望成为现实往往是很难的，因此现实和愿望的距离是经常存在的。本书也难以例外。编辑的眼光和读者的口味也是有差距的，不然就不会有编辑满怀市场信心而读者却反应冷淡的图书了。本书也有可能属于此类。因此，恳望读者们对以上独白给以谅解，并不吝指教，以便把这本书修改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