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

——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反思

2017年01月09日 10:35:53
来源: 《红旗文稿》2017/1 作者: 刘仁营 肖娇

    西式民主曾一度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当做人类社会最科学、最完美的政治制度。然而,近些年来,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治问题频频发生,西式民主根深蒂固的局限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脱离欧盟,此事正在产生连锁反应,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2016年作为美国的大选年,两位竞选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洋相出尽。就连在大选过程中不断为西式民主打气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处于衰弱中,只有当愤怒的民众遇到了明智的领导人,这种体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此类事件的集中发生,无不以强烈心理冲击的方式促使人们对西式民主的局限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一、西式民主局限性的新特征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等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发,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上的许多新特征。

  第一,西式民主的非理性。一般情况下,脱离欧盟这种事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重大事情必须是慎之又慎的。一旦做出选择,也应理性承担所有后果。然而,无论是英国的各政党还是部分投票公民,都表现出一种对政治和国家的过于随意的不负责任态度。英国脱欧公投原本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2015年大选中为获得更多选票而做出的承诺。然而最初的政治承诺却最终变成了政治事实,投票脱欧竟然成为了现实,这是卡梅伦万万没有想到的。卡梅伦主导了这场政治闹剧,却在公投第二天就挥手辞职了。据谷歌公司分析,公投结果公布6小时后,英国人搜索的前三大热门问题竟然是“脱欧意味着什么”“欧盟是什么”“欧盟有哪些国家”。由此推测,很大一部分英国民众是在完全不了解脱欧对英国和欧盟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匆匆忙忙地投了赞同票。据调查,此次投赞同票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中下层民众和老人,他们缺乏对整个事件理性和客观的认识,更容易被一些社会情绪和政客宣传所误导。区区不到3.9个百分点的选票结果差距对最终结果起了决定作用,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情绪化的和无所谓的非理性态度使英国脱欧成为了事实。

  同样,在此次美国大选中,两位总统候选人都秀出了美国政治非理性的相对底线。在大选中,一方从身体健康状况、政治信用、政治献金、遵守法律等方面攻击对方,另一方则从尊重女性、外交软弱等方面丑化对手;一方语言粗俗,满嘴跑火车,被人戏称为“疯子”,另一方则因“邮件门”事件使其经营了多年的形象坍塌,并几乎成为“骗子”的代名词,使美国大选变成了一场闹剧。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仅靠人均27美元的小额捐赠将预选进行到最后,获得了约800万人助选、1300万人的支持,赢下了全美50个州的23州,但却并没有赢得民主党的青睐,最终败给了从全世界不同国家资本力量获取政治献金的希拉里。美式民主没有表现为“选优”的机制,却体现出严重“比烂”的态势。

  第二,西式民主的短视性。对于英国民众而言,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就业、福利、安全等问题。关注这些问题无可厚非,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却存在一个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关系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通过全民公投不适当地被放大,从而影响英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大量的外来难民在短期看会影响英国本土民众的就业、福利和安全问题,这带来了恐慌情绪,加剧了部分人的脱欧和脱英倾向。但实际上,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与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萎缩,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涉等相关,脱离欧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脱欧尽管可以为英国节省每年约100亿英镑的“摊派费”,但它也不得不承担新的高企的出口关税,这也同样会反过来影响英国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据统计,2010到2014年英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各有一半以上是与欧盟的贸易关系,而这也关系到英国数百万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丧失了欧盟经济体的支撑,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将大大降低。英国通过公投最终脱欧说明,英国政客和许多民众已经被眼前的困难和短暂利益遮蔽了眼睛,很难看清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

  与之类似,在美国大选中,两位竞选人为拉选票可以牺牲政党信念,掀起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竞争浪潮。他们为了赢得选民可以提出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性质的竞选纲领,甚至主张限制中国、墨西哥和贸易保护,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为了迎合选民,政策主张和政治立场可以变来变去,充分暴露出西式民主的短视性。

  英国民众出于对就业、安全等利益考虑做出的脱欧决定,以及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貌似在短期内可以保护其经济利益,但从长远看,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英美等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创造新活力、捕捉新机遇的能力,从根本上影响国家经济的生命力。

  第三,西式民主的阶级性重浮水面。虽然从客观上看,留在欧盟有利于英国所有阶级和团体的整体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阶级和团体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相反,英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级分歧和对立。据英国伦敦前副市长John Ross表示,英国统治阶级和资本集团中压倒性的大多数,包括工商业联合会、伦敦的金融资本从业者、首相、财政大臣、保守党内阁的四分之三、议会议员的四分之三、几乎所有工党议员等等,都主张留在欧盟。他们甚至获得了国外政治力量和国际资本的支持,有事后颠覆公投结果的可能。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广大民众,考虑到自身目前的生活状况,则集中表现出脱欧倾向。当然,脱欧的责任不能归咎于他们,因为挑起和组织公投的正是保守党议员以及卡梅伦首相本人。面对这种国家矛盾中的阶级矛盾,西式民主不仅没有有力的引导组织能力,反而在处理国家矛盾中诱发和激化了阶级矛盾。这一方面告诉人们,阶级矛盾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西式民主制度在遇到此类矛盾时的低效率和破坏性。

  多年以来,阶级观念在美国貌似呈现一种淡化态势,很多美国人都曾经认为自己已经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所谓中产阶级出现了大量破产现象,美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也因此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派政治力量和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则标志着“社会阶级固化再次重返美国政治舞台,成为核心焦点”。据盖洛普调查显示,2000年有33%的美国人自称属于工人阶级,这个数据到2015年上升到了48%,将近美国人口的一半。长期以来,精英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精英们越过越好,而民众的生活现状没有得到改善,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也表明,国民财富是由金字塔顶端的1%的人所掌控的。特朗普与桑德斯在竞选之初就分别站到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建制派的对立面,他们这种立场恰恰迎合了底层民众迫切改变被抛弃命运的愿望。他们虽然不可能依靠改良手段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状况,但他们至少从形式上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阶级分化的严重事实。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面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效化解能力越来越薄弱。

  第四,西式民主的离心力增强。英国脱欧运动和美国大选都被称为“民粹主义的胜利”。所谓“民粹主义的胜利”,正是“精英主义”影响力衰弱和信任度严重下降的集中体现,是平民对精英统治阶级政治丧失信任的结果。美国盖洛普公司2016年9月7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大多数人对垄断政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越来越不满,有57%的受调者表示有必要出现第三个大党派。美国民众的这种意愿已经开始通过民主党与共和党中的“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矛盾体现出来,它表明原有的两党垄断政坛的格局已经在新的阶级需要面前开始丧失有效功能了。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对于两个候选人无论谁获胜都已经完全无所谓,甚至用“更希望我家狗当选”来调侃的时候,人们对这种所谓科学制衡的民主体制的信任已经丧失。

  由于对原有政治制度信任度丧失,英国和美国一些区和州开始闹独立,这彰显出其国家离心力正在迅速增强。苏格兰、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借助脱欧与留欧这一国家矛盾体现出来,在英国产生了一种背离统一原则的独立和分裂倾向。英国北部的苏格兰一直存在着独立倾向。2014年9月,苏格兰曾经进行过一次扣人心弦的独立公投。此次公投,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全部选区都选择了留欧,英格兰、威尔士大部选区则选择了脱欧。这个结果表明,在脱欧和留欧这个问题上,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的分歧在加深。这种分歧反过来加剧了苏格兰、爱尔兰的独立倾向。在公投结果公示后不久,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就宣布将举行脱英公投。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国首都伦敦也表现出与整个英格兰不同的政治立场,甚至于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之后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波脱英独立运动,竟有超过10万人签字。与之类似,美国不同州的独立运动也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升温。2008年,研究美国独立运动的专门机构智库米德伯里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2%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各州或地区都有权利自行脱离联邦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在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有50个州共66万民众签署了要求独立的请愿书。这些不同州的签署人数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7个州发布独立宣言,人数最多的是德克萨斯州,超过10万人签名。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不仅集中暴露出诸多新的局限性特征,而且正面临着越来越多从根本上威胁到民主理念能否真正实现的新问题、新挑战。资本势力加速操控政治、媒体制造舆论操控民主、党派之间互相攻讦不遗余力……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朱斯失望地写到,美国民主已死,谁上台都只是资本的奴仆。

  二、认清西式民主局限性,坚持人民民主的优势

  正确认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对我们理性而客观地认识西式民主制度,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许多重要启示。

  第一,科学处理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的关系。民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在一定社会的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此含义我们不难看出,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民意及符合大众的利益诉求等条件。但是,这只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情况下,在西方敌对势力不断通过网络和民间组织等途径对发展中大国进行操控和分化的大背景下,民主程序的执行既要考虑部分或整体民意,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集体利益的实现,绝不应使民主制度成为外部力量的破坏手段。没有国家执政效率作为前提的民主,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这一点不仅为中东和东亚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也得到了以福山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吹捧者的认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时候,以简单多数选票为基础的决策并不一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为,这极有可能是在民众处于非理性状态下,某些利益集团打感情牌操纵民众情绪的结果。英国公投表面上充分体现了民意,看似实现了民主,但是从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考虑,这是不理智的行为,是西式民主局限性的凸显而不是成功。英国是典型的代议制国家,但做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直接民主与代议制度的关系。当然,代议制不等于专制,它既需要以民意为基础,同时也要处理好不同代议机构的权力制衡。如果这种权力制衡关系处理不好,成为垄断政坛的少数极端对立的政党恶斗的手段,那么它同样也将无效。当下的美国,民众只能在两个不断“比烂”的候选人中无奈选择,只能任由其控制不同权力部门相互否定而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是上述代议无效情况的最好注释。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与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的结合,虽然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的体现。

  第二,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式民主模式接二连三出现严重问题。曾经被吹捧为“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因为两党制与三权分立制的简单重叠,导致不同权力部门的政党化,共和党垄断控制议会,民主党垄断控制政府,这些部门成为党争的工具和手段,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所谓的民主制衡体制被党争政治代替。这在实践上直接导致美国政府关门停摆,而在理论上导致了所谓“两党制加三权分立”完美论的破产,以至于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都惊叫美式政治制度可能“只有死路一条”。福山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丹麦等欧洲国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上,希望从它们那里获取新的灵感和生命力。然而这只不过是美好的希望,他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美国民主体制缺乏凝聚力和执行力,却并不了解英国等国实际上也有类似严重情况。英国脱欧可以说是在政客不负责任引导下进行的一次错误的民主尝试,这次尝试让人们想起“苏格拉底之死”的历史悲剧。

  因此,没有集中引导下的民主同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样,同样可能事与愿违,走向民主的对立面。没有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集中;没有集中指导的民主,是没有合理性、科学性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统一。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不应妄自菲薄,在西式民主的乌托邦幻想中丧失自我和自信。

  第三,合理处理不同民族、区域之间的关系,防止这些因素影响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行。不同民族与区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影响国家秩序和国际交往的重大因素,正在成为一个带有全球性质的难题。英国民众在对待英欧关系的问题上出现如此多元化的态度,可以说是由于其所属地域、利益诉求、民族传统等不同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由于文化和经济结构与欧陆的关系不同,在脱欧投票上,苏格兰、北爱尔兰与英格兰、威尔士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大多赞同留欧,后者除了伦敦大多主张脱欧,在这个问题上,民族矛盾与国家矛盾纠缠在一起,相互生发和推动,不仅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恶化了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加剧了苏格兰、北爱尔兰的独立倾向。同样,美国的分离主义势力也涉及不同民族、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例如美国最大的两个州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前者曾经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后者原本是墨西哥领土的一部分而被美国强占,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利益强化了这里的独立倾向。历史上被美国强占、后来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却没有选举权,也不属于美国50个州之一的波多黎各,则始终存在一个身份去向问题,独立力量从来没有消失。同样,夏威夷人、关岛人和拉科塔印第安人部落的独立要求,也都与历史和民族利益有紧密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国家矛盾,不使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恶化,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新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历史终结论问题研究”[12CZX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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