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和文化协同发展，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制度选择的影响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任务。文化是重要的引领和激励机制，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国的全部，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同样是赢得现代化强国竞争的重要维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支撑。
一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和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遥遥领先，各项硬实力建设取得很大进步。
但在迈入中等收入门槛以后，中国同样面临着很大挑战，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形势。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主要表现为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下降，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经济建设也面临着分配不均、发展失衡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这种滞后问题导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居民缺乏目标和自我的实现感，正确的价值观缺失，一定程度上沦为单纯为了生活甚至生存去工作的机器。而这些情况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制度自信的缺失，即对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的未来缺乏信心，从而漠视事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社会凝聚力和协作能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导致信仰、道德和价值观被扭曲，甚至出现信仰缺失、不良价值观盛行的情况。这将致使来自社会传统、文化、道德层次的自我管理和激励机制缺失，一定范围内使社会丧失来自文化的深层次的稳定和优化功能。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之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改革不到位导致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改革没有到位以至于体制效率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下滑？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没有到位，即对观念、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要素建设不到位，从而产生了一定范围内对体制认同感的下降，也使改革缺乏可持续性动力。
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需注意两种观点与主张：一是经济决定论，认为增长就是一切，片面追求GDP增长和数量累积，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并进而推动国家凝聚力的提升。二是制度决定论，认为现代社会关键是完善民主法制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等，制度完善后人们的社会化激励机制就会自动建立起来，经济创新能力以及增长可持续性就可以长久保持下去。
这两种观点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是相适应的，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它们一定程度上已开始影响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长期来看，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单兵突进，它需要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其次，经济增长和制度完善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人们的很多行为和创造力，事实上更多是受思想和观念支撑的，是受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的因素所约束和影响的。因此，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文化建设，就会导致激励机制不足和创新能力下降。同时，文化自信缺失也会导致制度自信缺乏根基，从而致使凝聚力下降、激励机制缺位，发展力不从心。
因此，在肯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中国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发展必须是双向的，既要强调经济增长和制度建设的带动作用，也要强调观念、信仰、道德、价值观、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等对经济创新、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内在的稳定和激励作用。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这一战略定位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文化战略以及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通过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文化发展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
文化建设是经济增长、制度完善与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元素。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的提升、现代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培育、发展以提升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为目标的相关文化产业，等等。以文化自信为支撑建设现代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是中国走向强国的根本战略，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石。
二
从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关系来看，由于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和认可，因此，文化自信实际上形成了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撑。文化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文化基因决定了制度的某些基本方面。文化影响制度的发展，如果将文化因素纳入社会制度之中，则文化又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制度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底蕴中形成的，但当人们把一种制度模式作为思考问题的约定俗成的出发点和社会活动的判断标准的时候，制度反过来又成为一种文化理念。因此，文化和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是互动的、互为影响因子的。文化是影响制度的形成、价值取向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反过来又影响着文化的性质和形态。
马克思认为文化差异对各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并从不同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差别来理解和说明这种差别。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制度是组织要素，它是文化观念的凝结, 但不是文化观念本身，而是文化观念的客体化；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但不是原本自然的客体, 而是文化观念所规定的用以组织器物生产的客体。（参看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是影响制度的深层次因素，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发展为一种文化理念。他正确地指出了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文化对于制度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背景不同影响着人们对同一制度的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和变革的方式，这就带来了制度演进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发展的差别化形态。
因此，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从而对制度选择、演进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制度的确立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与制度的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文化是制度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从这个方面来看，采用一种统一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不同国家的特定制度毫无意义，因为不同国家的制度选择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主要国家的分权制制度基础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演进而来的，在本质上与罗马共和国和希腊城邦制历史上的“长老会”“元老会”“议会”等模式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其他区域国家大多很难建立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民主。非洲、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分权制民主最终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反而成了“民主化”的反面教材。
众所周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必然性。由于中国在其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期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没有分权制的文化传统，把西式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观念强加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确是要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用西式民主。中国民主必然有其特色，而这种特色是由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取向所孕育的。从这一维度看，盲从于西式民主背离了我国制度与文化的社会主义取向，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制度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发展机制。
中国人民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也是制度自信的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失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关文化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根基。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文化是制度选择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这种经过自觉的文化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因而更容易坚定人们对于这一制度的自信。
三
文化不仅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效率并进而通过制度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而且文化还会以其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制约和激励功能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可以说，文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的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说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是持续提升经济社会的综合实力，而这种持续提升必须以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有力支撑。
尽管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初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这种作用，尤其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由文化背景产生的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效应。经济发展理论最初只是强调要素积累和制度变革的作用，它往往假设文化是中性的，即文化的背景是与生俱来的，且不会发生改变，因而文化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后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推翻了这个观点，文化在制度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首先，观念、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价值体系要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行为，产生约束、控制、激励等各种效果，进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是通过约束和激励机制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一样对人们的行为起到重要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是社会规范的一个方面。美国学者罗伯特·莫非认为，文化显示着“不同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为模式，或称行为准则，即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适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后天学到的行为模式是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共同遵守的”。（[美] 罗伯特·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版， 第21—23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本身就是在道德风俗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选择，使中国坚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使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在科技、军事、经济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勤俭节约理念使中国以最少的外债规模换来了世界最高的资本积累率，革命文化培育的集体观念和勤劳传统使中国更易于推动工业化进程而成为世界工厂。
再次，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和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出现了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现象。在一些政策层面开始表现为片面追求GDP，忽视了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生态体系的重要性。这导致了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正确价值观引领缺位的问题。文化自觉带来的激励效应被单纯的制度效应所代替，社会创新活力下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
我们一度误以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物质激励和制度建设可以解决所有管理问题。我们一度忽视了在物质激励和制度建设之外，文化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潜在价值。比如，新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不仅仅是靠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不仅仅是靠对劳动者实施各种物质激励，而是出于劳动人民自发或自觉地对建设国家的责任和热情，是这种责任和热情产生了巨大凝聚力。这充分体现了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要素对于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经济条件、制度约束、物质激励不能代替责任、使命、追求等精神和文化要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局部出的一些问题，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这与文化建设滞后、缺乏文化自信导致的社会凝聚力下降、精神文化激励机制欠缺有很大关系。要扭转这种局面，再也不能完全依赖GDP积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扩大等经济手段，也不能过于依赖企业制度、法制建设等制度层面的措施。当前，要格外重视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带来的劳动激情、创新激励和社会凝聚力。如果没有人民文化层面的觉醒和参与，单纯依赖经济要素，必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难以解决。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意义所在。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自觉，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有着更为鲜明的体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今，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强国竞争的重要方面，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等一起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强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领先地位不仅依赖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依靠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美、英等国将西方价值观、道德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向全世界扩散，成为提升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当代世界强国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发达的物质文明，还包括其强势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具有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文化的丰富繁荣也是社会全面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现代化强国首先应是一个拥有功能良好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国家。在我国，文化自信的增强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产生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社会凝聚力。只有以现代文化价值体系作为基础才可以增强文化影响力和国家影响力并充分发挥现代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还可以焕发人们巨大的创新激情，产生巨大的社会创造力，使国家创新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得以大幅度提升。因此，以提升文化自信、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强国竞争的重要方面。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等硬实力的提升，还必须着力建设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凝聚力。要切实发挥文化对现代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提升文化带来的创新激励对创新驱动的贡献，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增长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研究及其对技术进步和增长潜力研究的影响”[编号：14YJA79008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国内需求的作用机制研究和效果评价”[项目编号：71003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尹霞 马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