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深受贫穷、战乱困扰的中东、北非难民铤而走险，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前往欧洲谋生，形成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欧盟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申请避难者的三大来源地分别是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 “这些国家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权颠覆目标”。美国凯托学会防务与外交问题高级研究员特德·卡彭特指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的政策打乱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秩序，引发了当下的难民潮乱局。”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深刻指出，欧洲难民危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和北非推行错误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外交政策的错误在于要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国，而不顾当地的历史、宗教、文化特征和国情。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年来强行向中东、北非地区输出西式民主，导致一些国家内乱不断、冲突绵延
美国是最热衷于向外输出自己的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自建国开始，美国历届总统，从华盛顿、杰斐逊、威尔逊、到罗斯福，都将输出民主价值观当成自己的使命。冷战之后，美国统治阶层更是雄心勃勃誓将美国民主推向世界每个角落。时任总统克林顿言之凿凿：“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希望建立一个从波兰到厄立特里亚，从危地马拉到韩国，“民主国家茁壮成长，各国互帮互助，和平相处”的世界。小布什宣称，要在中东地区打造一个“民主的样板”，进而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实行民主辐射，为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开辟道路。
关于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渗透，著名的兰德公司2008年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反映了奥巴马新政府对中东民主化的兴趣和策略。该报告称：“美国表现出对阿拉伯世界更加民主化的兴趣，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推进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包括使用各种借口进行军事干涉，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并称，“美国政府应该支持非政府组织向变革者提供培训，包括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如何建立联合战线及如何处理内部分歧。”
9·11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民主输出造成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煽动并参与了叙利亚内乱等，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分崩离析、动荡不休、难民如潮涌向欧洲。
美国及其盟友举着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后，美国声称要打造一个民主、透明的联合政府，却开启了部落与宗族斗争的潘多拉盒子，阿富汗自此国无宁日。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阿富汗各部落和教派不断交战，只是偶尔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或者联手对邻国发动劫掠。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图打造一个透明、民主、在安全环境下运行的中央政府，但政令不出喀布尔，古老的部落准则依然大行其道。按照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说法，美国所做的不过是抬高一个宗族、压低其他宗族，以武力或援助物资（或者二者兼而用之）号令全国。而强行实施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破坏了阿富汗历史上形成的脆弱平衡，打乱了原来的部落联盟。同时，美国一再宣布撤军，也给各派系间的明争暗斗创造了新的空间。因此，阿富汗虽然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实施了选举制度，但并没有变成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民主国家，反而陷入了两难：没有参加民主架构的人被认为有恐怖分子倾向，而参加民主架构的人则受到了塔利班发出的死亡威胁。无所适从的人们在自己的家园难以生存，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沦为难民，踏上去往他国的避难之途。
此后，美国同样不遗余力地在“中东最不自由的国家”伊拉克推行民主，试图将这个没有民主历史根基的国家强行建成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而激励整个地区的民主转型”。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20世纪的伟大斗争”已经展示了“唯一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便是自由、民主”，“伊拉克的民主将会成功。这一成功将传递明确的信息，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自由将属于每个国家的未来”。为此，他们把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宣传为对民主和自由的传播——为了“普世性”的自由民主价值，终结世界各地的暴政。在西方人看来，只要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就可以在伊拉克建立起民主政权，进而实现地区的民主转型。然而，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民众非但没有迎来民主，甚至连之前萨达姆执政时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也失去了，陷入长期的战乱与纷争，不少人为逃离动荡与苦难，纷纷远走他乡，沦为难民。
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叙利亚也同样如此。叙利亚依靠石油和粮食出口，曾经是中东地区最为稳定、富庶的国家之一。2011年内战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内乱武装支持叙利亚内部反对派，以推翻巴沙尔政权，导致叙利亚冲突全面升级。曾经的沙漠绿洲变成了热战中心，叙利亚经济倒退40年，民不聊生， 700多万民众离开家园，其中300多万逃到邻国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数十万难民逃往欧洲。
其他受到“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如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也门等，也面临类似的结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操纵民意、引发暴乱，推翻当地强人，破坏了教派和部族间原有的平衡，最终演变成无休无止的内乱，恐怖主义滋生蔓延。这些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提供不出西式民主生长的土壤，美国人奉为蜜果的民主，对于他们却如夺命的砒霜。
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的战乱中，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占领他们的领土，但其推行强权政治的行为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在民主输出的旗号下，大搞幕后阴谋、蓄意颠覆、金钱收买，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影响别国正常的政治发展进程。这种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和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方式，本质上与帝国主义并无二致。
二、西方国家推行西式民主的实质是干涉主义，其行为恰恰背离了民主的真义
长期以来，支撑美国大搞民主输出的就是著名的“民主和平论”，宣称西式民主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但事实怎样呢？抛开西式民主自身的基因缺陷不谈，就看美国民主输出行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足以推翻其自我标榜的那套说辞。
1.西式民主推进的双重标准。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北非极力推行民主，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希望民主制度在这一地区真正扎下根来。
2010年末，在“阿拉伯之春”前夕，西方民调机构在阿拉伯世界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相当多的人反对美国的政策，大多数人将美国视为威胁，在埃及，持有这种观点的甚至达到80%。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如果真的实现了民主，那么民众的意见就会对政策造成较大影响。华盛顿、伦敦、巴黎无论如何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立场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不论其政治体制怎样，也不管它有没有实行民主政治，都能够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反之则遭到美国的横加指责、粗暴干涉。巴林国王在暴动发生时使用武力迅速镇压，沙特阿拉伯东部的什叶派人口一直受到残酷的压迫，却鲜少受到美国政府及媒体的批评。而叙利亚发生抗议活动之后，即便巴沙尔政权起草新宪法、举行公投，也换不来西方国家的支持与认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却丝毫没有对平息叙利亚国内的动乱起到建设性作用，反而是火上浇油，不仅承认叙利亚反对派的合法性，紧锣密鼓地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同时大肆歪曲、抹黑中国、俄罗斯等国为降低伤害所做出的斡旋与努力。这种行为显然与其促进阿拉伯地区民主和平的标榜是自相矛盾的。西方媒体把一些信奉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冠以“自由的抗战者”，仅仅是因为这些“抗战者”对抗政府，“呼吁自由和民主”，而丝毫没有考虑他们暴虐的极端主义思想与行为。针对西方国家的这种做法，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尖锐指出：美国是在“尽其所能地破坏‘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主要素”。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美国的民主输出一贯秉持着双重标准，一方面，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打着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绕开联合国和安理会擅自行事，另一方面，却支持印度拥有核武器。冷战期间，美国就是一面大力输出民主，一面又支持独裁政权。杜鲁门总统1947年对世界喊话：“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使命”，而紧接着美国就与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勾结在一起。冷战后，这种双重标准更是显得赤裸裸。1991年阿尔及利亚民主选举，伊斯兰倾向较强的政党获胜，但在美国的干预下，这次选举被迫流产。在中东国家，伊朗的选举制度和程序都是较为完善的，但美国却称伊朗为“流氓国家”“暴政前哨”，而不是民主国家。美国在民主输出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推动相关国家的民主进程，而只是以此作幌子，目的是为了控制他国进而获得自身的霸权利益。
2.通过非民主方式“输出民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历史上的 “民主输出”往往都采用的是非民主的手段。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自治无法靠本国社会的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来实现，必须靠外力推动，这些国家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者，对美国要做到无条件服从，否则美国将采取一切手段迫使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安排。于是就出现了枪口下的选举，压力下的政体变更，直接出兵的武力干涉，等等。这些方法无一不是对民主本身的莫大讽刺。
美国政府宣称的“目标”与实际的“结果”大相径庭的现实，使美国式的民主概念受到广泛质疑和抵制。美国学者卡尔曼·西尔弗特这样阐释：美国传播的民主已“象征着伪善，民主只是那些能够提供它的人享受”，“对世界上贫穷地区来说，它只是剩余价值的盘剥者，是殖民主义的强加者，是本地精英的收买者，是世界混乱的制造者”。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对所谓民主、专政国家的界定，从来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全球战略、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划分的。美国依仗其在国际社会的强势地位，掌握着民主的界定权、话语权，而众多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则成为其指手画脚、予取予夺、肆意干涉的对象。
3.表面“利他”，实际“利己”。大批难民从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出逃，他们悲惨的境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而作为始作俑者的西方国家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对最需要人道主义救援的难民要么袖手旁观、置之不理，要么推诿扯皮、不愿接受，其利己表现和他们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差距是如此明显。
作为肇事者之首的美国的表现最令人失望。几年来，美国一共只接收了数千名难民，远远没达到国际组织所要求的接收数量。奥巴马政府在难民问题上消极应对无所作为，而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美国国内白人利益为执政旨归，仇视外来移民，连着颁布了两道令世界哗然的禁令，丝毫没有为自己国家所犯错误承担责任的意思，其民主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对于已经进入欧洲的难民来说，欧洲并不是避风港。欧洲人对难民的排斥随处可见，甚至有新闻报道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小镇建起了隔离墙，“政府希望以此隔开当地居民和难民营”。安置难民也让本地居民和难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德国各地将难民安置在帐篷营地和体育馆，由于本地居民的排外情绪，袭击难民的情况不断发生。有人将爆竹扔进难民居住的小旅馆，有些地方的居民发起游行，抗议将难民安置在本地区。国际组织指出，难民营区缺乏粮食和毛毯。奥地利也出现了难民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奥地利当局缩短避难流程的承诺也未兑现。欧美国家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包容的西方文明在这一刻扯落了原本遮在头上的面纱，露出其苍白的真容。
三、西式民主具有明显的虚伪性，沦为了一种强盗逻辑，从一定意义上说，遏制西式民主才能消除难民潮等灾难之源
民主，依据常识性的意义，在一个社会里，只要人民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这个社会即为民主社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西式民主并非这样。诺姆·乔姆斯基指出，西方的民主只是工商业界及相关精英制定游戏规则的一种体制。公众就像“茫然失措的羊群”，他们只是“行动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美国舆论学者沃尔特·李普曼也指出，公众可以批准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制定的决策，支持他们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但不得干预这些决策，这些问题与他们无关。曾在里根政府时期负责所谓的“民主援助项目”的托马斯·卡瑟罗斯也曾说，美国努力创造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它使传统的权力结构（主要是法人团体及其盟友）实施有效的控制。任何形式的民主，只要不对传统的权力结构造成实质性的挑战，均可接受。任何形式的民主，一旦瓦解其权力，就照例不可忍受。应该说，无论是被美国政府视为“异见者”的乔姆斯基，还是执行美国政策的“体制内者”托马斯·卡瑟罗斯，都明白而直接地指出了西方社会所推崇的民主的“服从性”。当然，这种服从性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宣称要推进“民主”，却从来不问对象国的人民是否需要这样的民主，更不会给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甚至没有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只是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关乎他们的生命、财产与安全。在西方国家那里，民主就意味着，不需要你发表意见，不需要你参与，甚至不需要你选择，而只需要你服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变成了服从，不服从即是不遵从民主。很明显，这已经沦为了一种强盗逻辑。
西方国家统治阶层一厢情愿地认定，全世界人民都应该信奉他们的那套价值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如果有哪个国家拒绝接受，而只是想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制度，那么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这一论述深刻道出了美国通过输出民主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原始冲动。乔姆斯基在其《遏制民主》一书中将美国人的行动总结为一种“解放者的姿态”。但姿态毕竟是姿态，它只是一种表象。综观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干预，从尼加拉瓜到阿富汗，从巴拿马到利比亚，无一不是打着解放者的旗帜来谋取自己想要的利益，把当地“不服管教”的掌权者换成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人，把其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以此号称推进“民主化进程”。
近年来中东与北非的现实表明，民主和自由只有在和平与稳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号称“在海外倡导自由和民主，建立世界秩序”的美国，因为“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伙同西方国家要么直接出兵捕杀当地政权，要么挑起争端、扶持代理人与当地政权对垒拼争。原本相对稳定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因西方国家的干预而纷争迭起，各方势力撕扯斗争，枪炮与弹药齐飞，祸乱与惨剧共发，更有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组织乘机做大、为害四方。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环境都被破坏殆尽，还谈何自由与民主！
美国打着“民主改造中东”的旗号，以“救世主”的身份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又在被西方冠名为“阿拉伯之春”的大规模民众暴乱中煽风点火，助推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乱。西方的干预，不但没让这些国家迎来“民主改造”的“春天”，反而令它们陷入了失序与混乱的寒冬，政局动荡、经济恶化、教派和部族之间激烈冲突，最终引发了大规模难民潮。煽风点火时不遗余力，收拾摊子时却懈怠躲避。我们看到，“世界警察”无心也无意对中东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做出某些建设性的贡献，也对自己亲手造成的难民潮无动于衷、冷漠以对，这不由让人诘问：如此“民主”，有何输出价值？如此看来，遏制“西式民主”，才能遏制灾难。
责任编辑：尹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