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使之得到发展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作出了深刻论述。他认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实现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着重注意：
第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它的立场、方法。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所以我们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所说的“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句话旁边，作了如下批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创新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只需死记硬背、机械复述的教条。所以，“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流行过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我们必须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独创、坚持和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页）
这里所说的中国实际，是指什么呢？这涉及三个基本的方面。
首先，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及其特点，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同时，也是指当前运动、当前工作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等等。此外，也应当包括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等的状况。
还应当注意到，中国本身不是离开世界的一种孤立的存在。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不能不考虑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特点，不能不考虑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能不考虑它与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关系，等等。
科学认识和把握上述情况，是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主要是指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只有科学地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里所说的实践经验，既包括正面的经验即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经验即犯错误和遭受挫折、失败的教训。前者指明什么样的想法、做法是可行的，后者指明什么样的想法、做法是不可行的，这样人们的认识才能达到全面。毛泽东讲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实际上，进行理论创新，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再次，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以往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国家治乱兴衰的教训等等。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从事理论创造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以往的思想材料。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一个决定中就明确论述了“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思想。（《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
“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要做好这两件事，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讲过：“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指出，“过去这几年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不做调查研究了”。为了解决问题，就“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4页）
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只有经过调查研究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新的理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者简单抄袭外国套路，是同理论创新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研究和总结党和人民集体奋斗基础上积累的丰富经验，批判地继承和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才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从而为中国人民锻造了革命和建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精神财富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所以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由于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也应当随之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他还对与会同志说，“你们应当超过我”。
1962年，毛泽东讲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同上书，第302页）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总结这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的论述，已经被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尹霞 马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