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喜有忧，“喜”主要表现为50—7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和90年代的新经济时期，“忧”主要体现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滞胀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西方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未来趋势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已然“体质衰退”且“造血功能不足”，突出表现为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比如在2017年G7峰会上，成员国在贸易、气候等问题上意见分歧明显，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不顾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断然退出《巴黎协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以私有制为内核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资源的配置是以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为导向，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孕育爆发，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及其所存在的系统性危机。
一、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变化
1.结构性经济危机日益突出，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同时并存。结构性经济危机于20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并在最近20年频繁出现，具体是指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生产性企业和非生产性企业等之间的平衡比例被打破，经济内在稳定增长的机制受到阻碍而形成经济危机，它表现为有些部门生产过剩、有些部门生产不足。以美国为例，自从去工业化出现后，传统的冶炼、纺织、橡胶等部门生产萎靡不振，而像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部门生产势头迅猛。持续时间长、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的门槛约束高、资产专用性强等致使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恶劣，导致所有应对之策都需以较强的阵痛为代价。另外，结构性经济危机往往会与传统周期性经济危机相融合，致使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并行发生作用，极大地加剧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恶劣影响。
2.经济危机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互相交织，形成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从传统相对独立的局部性危机转变为错综复杂的系统性危机，其中经济危机对上层建筑危机的传导力和渗透力更强。近30年来，“历史终结论”的判断由被盲目吹捧转向被广泛质疑，这是源于系统性危机的爆发。特别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引起了诸多领域的反应，例如，华尔街与民主政治丑闻、社会福利削减与难民危机、新教伦理信仰受质疑、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等，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当前系统性危机只能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角度寻求对策，以山村耕造为保守主义代表提出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剂触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猛药。
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波及范围更广，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掠夺成为常态。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金融资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之下，金融资本将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几乎所有角落，致使资本主义危机容易诱发为世界性危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深刻揭示了在“中心——半边缘——边缘”格局下资本主义危机波及范围的传导路径。货币滥发、恶意套汇、期货做空等金融掠夺行为成为大资本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常用手法，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波及范围更广的一个新变化是缘于以下事实，即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长期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放开资本账户和利率自由化，这加剧了主权国家和世界金融格局的不稳定性和潜在危机。
4.新一轮军备扩张开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在寻求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之道上，西方国家逐渐走上与世界人民福祉相悖的道路。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军事扩张和竞赛重新抬头，2018年度美国基本国防预算总额高达6390亿美元，这无疑会加剧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世界经济史表明，军事战争是打乱现行秩序、重新洗牌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历史上重要的军事战争背后无不夹杂着经济危机。当经济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时，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导向的策略便极容易转为军事冲突。近些年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南海仲裁案、日本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等事件很大程度与此相关，这些行为加剧了地缘政治和军事风险，损害了有关主权国家利益，违背世界人民发展意愿。霸权主义只会加剧危机，世界各国应该秉持求同存异，寻求合作共赢，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
1.“资本+市场”双重逻辑主导，新自由主义受到广泛质疑。当代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是“资本+市场”双重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泛滥。新自由主义兴起于滞胀危机时期，代表有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等，它们在理论上都主张市场自由放任并认为国家干预是无效的。20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奉行“华盛顿共识”原则进行改革，结果陷入了持久性的经济危机，至今未能走出泥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扫清资本逐利的障碍，增强了资本张力；另一方面兜售“市场万能论”的伪科学学说，降低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国家干预的公信力，最终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极其迅猛、危害程度也十分深远。
2.非生产性部门日益庞大，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个特征是金融资本过度膨胀，非生产性部门机构庞大，并与实体经济脱节严重。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大型企业积累资金自有化加速，加之非生产性领域获利空间暴增，金融机构独立于生产性企业增长迅速，且具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制造金融泡沫。金融垄断是当今世界体系的重心，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集团所掌握巨额的社会财富在使贫富两极分化时也诱发了巨大的社会危机，而其政治上不断增强的控制力也引发了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特别是随着21世纪世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成为金融资本全球扩张新的形态，但是，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互联网金融依然不可能长久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只会加速危机的蔓延。
3.主权债务危机井喷，高福利模式不可为继。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对基本体制的冲击严重，特别是对各国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当前包括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在内的西方政府普遍面临着财政悬崖问题，导致债务危机加重。例如，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加剧了赤字危机；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也已经被打破；欧盟不得不对公共支出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尤其是在削减不切实际的福利支出上幅度较强。2009年德国政府颁布《新债务限额》和2010年议会一揽子节约措施都力主削减社会福利开支；2014年法国总理瓦尔斯公布计划在医疗福利和社会保障福利上削减共计210亿欧元的支出，再加上移民、难民危机等问题，这些国家社会稳定受到打击，高福利模式不可为继成了必然，但如何改革却面临多重困难。
4.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应对之策匮乏，未来走向扑朔迷离。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即应对危机之策乏善可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政策更是寥寥无几。货币宽松造成通货膨胀、维持社会福利增加债务危机、税制改革激化社会矛盾、科技创新加剧结构性失衡等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根本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有学者总结出了五种基本观点，分别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历史进程视角来看，前三种模式已被或正被证明不可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收效甚微则表明工业资本主义也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因此，社会主义属性越来越突出将很有可能是未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改变，试图借助内力和外力进行的自我调节式的改良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系统性危机。
三、积极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挑战
1.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首先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业布局，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积极承接国际外包，利用“互联网+”和信息革命带来的机遇，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
其次是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寻求经济增长新引擎、新动力；同时需要努力做好内需市场的拓展和挖掘，适当地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过剩的生产要素和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地区调整，以达到平衡发展。
再次是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绝非天然低效率，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模式和转型升级，应该积极调动企业人员和各类要素的活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之举。
最后是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控制货币发行，妥善引导资金市场流向。受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和国内经济形势影响，我国M2货币发行增长幅度较大，M2占经济总量比规模较大，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货币在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不太乐观的背景下容易流向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从而可能增加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
2.积极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正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权衡利弊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参与世界分工，通过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往来，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弥补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管理不先进等问题，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新时期，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我国提出了构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打造自由贸易区平台等战略举措，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当前我国已与境外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14个，并有多个正在谈判和研究的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角色发生变化，中国正从被动地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建设转向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了从“参与者”向“倡导者、领导者”转变。杭州G20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正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理念的深刻写照。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之道。
3.加强经济主权安全保护。国家经济主权完整是争取国际平等对话权的基础，也是维持经济长治久安的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金融和外汇市场等经济手段打开他国市场，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和军事等非经济手段迫使他国在经济主权上做出让步，这些都不利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逼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以量化宽松和其他手段强致人民币升值，企图篡取人民币定价权；另外境外热钱和对冲基金虎视中国资本市场，对我国经济主权安全极为不利。应该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做好经济主权安全：首先是将经济发展目标做好短期与长期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不能盲目迷信国外的技术、市场和经济政策。其次是加强对在华境内外国公司的管理，并做好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保护。再次是要培养相关法律人才，加强在出现国际争端和贸易摩擦时对我国正当利益的保护。最后是要控制境内重要的自然资源出口。
4.重点防范外部风险渗入。外部风险渗入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重要问题，防患于未然才能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运行。对外部风险的控制和预防应该做好四点工作：首先是全面展开我国对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对社会不稳定、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设置明显的警戒线，尽量避免在上述地区进行经济活动。其次是谨慎引进外资、技术、企业，加强对涉外事务活动的管理监督，提升对境外企业在华收购、合并行为的审查能力，必要时启动双方经济往来的隔离机制。再次要做好应急机制建设，特别是应该及时掌握发达国家和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密切国家的经济政策动向，形成多套方案应对可预期和不可预期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是与相关国共同建设风险防范和控制平台，共享风险监测及预警信息，从而实现有效联动和快速处置。
（作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狄英娜 李民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