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议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表现，这种权力分立、相互监督和政治公开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在早期能适应西方社会需要，曾经推动了西方民主发展。然而近年来，西方代议制民主片面强调形式民主，只重视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忽视选举之后的民主监督制衡。再加上西方社会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崛起，票选民主和多党制衡游戏化，西方代议制民主不仅无力解决当下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而且深陷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困境不能自拔。
“三权分立”异化为权力掣肘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防止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垄断，欧美许多国家接受并推行议会制，出现了所谓“议会至上”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集团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推崇政府作用，弱化议会权力。掌握经济命脉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精英，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政治程序，将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不断扩大政策影响力，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国家重大决策之外。随着西方国家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不断扩大，国家权力进一步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导致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加剧，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受阻。
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往往因政见分歧而相互倾轧、恶斗不止。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议会与政府的权力结构矛盾贯穿于代议制民主始终，三权分立始终伴随不同权力之间的博弈，这一矛盾可以调和，但永远存在、无法解决。在当今网络化时代，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是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例如，在欧洲一些国家，左、右翼政党在“大政府”主张与“小政府”主张之间游移不定，议会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多党民主已变成多党角力，相互掣肘，政府、议院运行效率低下。在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议会立法被迫停摆已成常态。由于许多涉及民生的法案在议会无法通过，迫使印度最高法院卷入诸如规定垃圾处理方式、限制节日期间使用公共扬声器和燃放鞭炮等社区管理事务，司法无法可依的困局频现。议会多党制衡虽可防止政府揽权，但往往容易导致政府“短命”。意大利法律没有规定政府任期，但政府更迭频率创世界之最，近十几年来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而单独组成政府并能顺利执政。为改变政府软弱短命局面，伦齐当选为意大利总理后曾推动修宪公投，以缩小议会权力，让政府有更大作为，但修宪努力落空，伦齐不得不宣布辞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这就是典型的意大利政治，总理不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否决”政治加剧社会分裂
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
近年来，欧洲融欧和反欧、接纳移民和反移民的党派争斗互不相让，政党制衡开始演变为缺乏理性的“否决政治”。一些国家将政治难题诉诸“全民公投”，不仅难以弥合民意裂痕，反而带来更大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分裂。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事与愿违，民粹情绪泛滥，激化各方矛盾。卢森堡外长阿塞尔·博恩苦言：“如果要搞垮欧洲，只需多来几次全民公投即可。”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特征日益显著，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加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两党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以党派划线的“否决政治”特征明显。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美国民主政体已沦为否决政治，阻碍形成能真正促进公益的政策或改革。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雅若林认为，西方党争导致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选举政治的相互否决已陷入向下螺旋通道，对西方体制失灵的担忧不再是盛世危言，而是眼前严酷的现实。
选举民主实际上成为金钱民主
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选举，候选人仅靠政策、演讲和口才是很难胜选的，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虽然金钱不一定能够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但没有足够的竞选资金，政客们的“总统梦”肯定圆不了。
美国选举一向被称为“烧钱游戏”，每个参选人的背后都有数目可观的金主做后援。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和个人政治捐款的额度限制，彻底撕下了金钱政治的遮羞布，之后的政治捐款和选举费用接连攀升。有报道称，印度邦以上所有候选人均在竞选中“赠礼”，25%的选民在选举中收到候选人“赠礼”。为规避法律，赠礼多由与候选人无直接关联的第三方出面，以食品、酒水、现金、支票形式发放给那些支持者。2014年印度人民院选举连任的100多名议员中，有32人的个人资产比初任时增加1亿卢比，其中腐败不言而喻。
“一人一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金钱政治事实上的不公平，选民谈不上有真正的选择，只能凭感觉投票，或看谁给的钱多就投谁。尽管金钱政治并不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但利益集团诱惑政客、政客“量身定制”公共政策以满足资本利益的置换关系是不变的。
票选“政治合法性”渐失
西方代议制民主看重选举形式，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作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多数”成为代议制民主游戏规则的核心要素。然而，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而产生的“多数”，往往是相对的，有时候甚至只有“一票之差”。“关键一票”可以产生总统或首相，但并不是多数国民意志的真实反映，其中有许多“潜规则”起作用。公民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出去，已将权利转交给另外一批人（政党领袖或社会精英），希望他们能代理民众管理好国家。但这批人是不同政党利益的代表，其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是按实力而不是民主的原则进行的。他们不是从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从个别党派、个别利益集团的私利出发，或者是按照本党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好恶，来制定政策、治理国家。选民虽能行使“一人一票”权利，但在决定由谁来组成政府的问题上却没有直接发言权，因而这种国家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会和决策权力集中的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构性矛盾。
西方民主设计师认为，只有通过政党博弈和投票选择，才能产生出理想的领导人和政府。然而，多党竞争的票选民主却是“功夫在票外”，选举角逐最终以竞选“奇招”和金钱实力取胜。“选民是上帝”，得票是“王道”，有的人为拉票，高调许诺，好话说尽，但上台后无一能兑现。“一人一票”的结果很难表达真实民意，也难以选出公认的优秀领导人。有评论指出，选民投票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可以选择，但还是买不到优质产品。选举是人为操控的“纸牌屋”，政客“连任比责任更重要”，政治游戏里面藏着许多“肮脏秘密”。
正因如此，西方国家许多人不信任政治，不参加选举投票，近年来不少西方国家的大选投票率都不超过50%，特别是年轻人不投票、不发声的比例上升，如2016年11月美国大选时，18-25岁的年轻人投票率仅12%，英国脱欧公投时，年轻人投票率只有36%，瑞士从不参加选举投票的年轻人高达2/3。如此低的投票率如何反映全民意志？公正公平的政治合法性又如何体现？德国《民镜》周刊载文指出：“选举不再是抵达公平正义的正道坦途，各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处于紧急状态。”
民主“民粹化”恶化了国家政治生态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日益凸显，财富分配“零和游戏”愈演愈烈，造成不同利益群体情感隔阂和相互对立，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向紧张。一些极端政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政党理念主张和活动方式民粹化，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更加极端。在欧洲，极端政党在一系列选举中得票率激增，反映了广大选民对传统执政党的普遍不满。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以超过25%的得票率掀起一场政坛“地震”。2015年1月，希腊极左翼联盟赢得大选，与右翼“独立希腊人党”达成协议从而组成联盟政府。2016年，在传媒误导和民粹政党操纵下，英国盲目举行脱欧公投，脱欧派以微弱多数胜出，但看到结果后，很多投了脱欧票的民众却反悔了，要求再次举行公投。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认为，在西方政体下，真正对老百姓有利的议案，是上不了公投台面的，民众的兴趣焦点都被媒体操纵转移到移民问题和脱欧问题上。因此，在英国，没有是否参与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公投，也没有是否限制富豪财产的公投，更没有是否增加社会福利的公投，而在极右翼主导的反移民议题及其相关的脱欧问题上，却有公投。如此视公投为儿戏的“民粹化”做法，使西方民主政治生态更加恶化。
西方代议制民主不是唯一选择
在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而西方国家有“义务”将这一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让全球每一角落都盛开自由民主之花。冷战结束后，少数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在东欧中亚频繁制造颜色革命，以彻底完成民主化转型，导致一些国家解体和民族分裂；在非洲，普及多党制民主，引发一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新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激化；在西亚北非，强推“大中东民主计划”，颠覆了一批所谓的“不民主”政权，结果很多国家并没有因政治转型而变得更好，相反却倒退到部落冲突状态，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由此陷入长期内战。少数西方国家还以民主失范、选举不公为借口，加大对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等所谓“极权国家”的制裁封锁，大肆干涉别国内政，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霸权面目。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西方民主推行到哪里，哪里就动乱不断。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一再爆发，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在危机面前，西方民主政府的应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导致政府关门，而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也使得政府难以招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民主已死？》文章中指出，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尽管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兑现这些价值。《经济学人》于2014年3月发表了《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承认“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可能开始出现了逆转”。西方国家学者指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实现民主的基础，民主如果不能促进和平、稳定和发展，那就是骗人的幌子。
（作者：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科技大学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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