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对各国政府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首要位置，通过高效的资源补充措施和专门化的特殊保护措施，使各类主体的生命健康权得到平等保障；通过严格的法治保障和精准的运行机制，使生命健康权保障措施与其他人权实现方式得以协调；通过及时分享疫情信息、防疫物资和防控经验，为其他国家控制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无端质疑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别有用心地污蔑疫情期间中国的人权保障状况。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战略和各项具体措施，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其他各项人权得到了全面、协调和切实的保障，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相反，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面对迅速蔓延的疫情，没有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首要位置，放弃对弱势群体生命健康权的平等保障和特殊保护，还为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设置重重障碍，最后是自食恶果，不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领跑并称冠全球，给自身经济和就业带来巨大伤害，而且在政治上也陷入尴尬境地。
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优先地位
突发重大疫情对人权的首要威胁，就是使人失去生命和健康。生命权不仅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且是所有其他人权赖以实现的最重要基础和前提。《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14号一般性意见第1条进一步指出：“生命权是所有人权的基础。”
然而，为保障生命健康权而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会与其他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发生一定冲突。例如，防止疫情蔓延的医治、隔离和限制出行措施会对相关人员行使人身自由权构成一定限制；对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信息发布会涉及个人隐私权；对民间设施和物资的临时征用会涉及个人财产权；要求企业停工停产会对经济发展、公共福利和工作权的实现造成负面影响。联合国相关人权文书对权利冲突下的优先排序作出了相关规定。一方面，生命权保障具有优先性。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第1条指出，生命权“是甚至当威胁到国家存亡的社会紧急状态存在时，也绝不允许克减的最重要权利”。该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2条再次强调，“生命权是不允许克减的最高权利，即使在武装冲突和危及国家生存的其他公共紧急状况下也是如此。生命权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它作为每个人固有的一项权利，因其本身的重要性而极为宝贵，但生命权也是一项这样的基本权利：它得到有效保护是享受所有其他人权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状态下，可以限制自由权的行使，克减国家保障这些权利的相应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十九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规定，因公共卫生的需要，可以对各项自由权利的行使依法予以必要的限制。该公约第四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下，国家可以对所承担的其他人权保障义务予以克减。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国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优先地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阻断病毒传播，将感染率和病死率压到最低限度。在疫情初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普遍实施应急一级响应，武汉封城，学校停课，企业停产，商店关门，停止所有聚集性活动，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在所有出入场所进行发热监查，对所有疑似病人进行迅速复查与确认，对疑似病人和所有类型感染者迅速实施隔离收治，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并参照发热患者对他们进行集中观察后居家隔离。居民出门必须戴口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必须居家隔离14天。
上述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在短短两周时间就使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了80%；至3月13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到5月14日，全国现有确诊病例降至100例以下。英国《自然》杂志网站2020年5月4日发表的《中国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一文指出，中国实施的城际旅行限制、病例的早期识别和隔离以及人员接触限制和社交疏远措施等三类非药物干预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为全球赢得了宝贵的“窗口”。如果中国采取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比实际实施时间晚1周，病例可能较目前增加3倍；如果晚3周，则病例可能较目前增加18倍。《科学》杂志网站2020年5月8日发表了《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最初50天的控制传播措施研究》的报告，对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19日期间武汉控制措施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论是“关闭全市公共交通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等措施综合起来，避免了数十万例感染病例”。
然而，当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冷嘲热讽，将疫情说成是“黄种人的疾病”，将中国讽刺为“东亚病夫”。与此同时，对中国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横加指责，称其是“侵犯人权”和“专制独裁”，称武汉封城是对人权的“镇压”。美国政府不仅对他国疫情幸灾乐祸，而且无视疫情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带来的威胁，将经济和政治考量置于生命健康权保障要求之上，甚至宣称如果能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以内，“就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使得疫情在欧美迅速蔓延，白白浪费了中国通过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争取到的两个月“窗口”期。短短8周之内，美国疫情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军在越南战场阵亡人数总和。截至5月18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0万例，病死人数超过9万人。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教授亚瑟·卡普兰分析指出，“白宫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美国面临的威胁”，“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将意识形态置于科学之上，无法在全国范围对疫情做出强有力的反应”。《纽约时报》2020年4月8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对于美国专业部门提出的关于在全美实施社交隔离之建议，白宫屡次予以拒绝。美国政府在4月8日之前，已前后“浪费了70天时间”。美国政府对疫情防控不利，导致美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生命健康代价。然而，美国政府出于政治选票的考虑，却把防控不力的罪责甩给中国，鼓动要对中国进行调查、追责甚至索赔。这充分暴露了自封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客实际只是将人权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真正用心的只是自己的政治选票，而将人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当作儿戏。
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权的平等保障
疫情突然暴发导致感染者数量激增，医院、床位、医疗设施、药品和医护人员在短期内出现严重短缺，无法及时满足所有感染者的就医需求。在这种特殊情境下，如果选择优先救治危重感染者，其所耗费的资源会使更多重症和轻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如果优先选择救治轻症和重症感染者，就意味着放弃对危重感染者生命健康权的充分保障，由此形成了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主体间冲突。
面对重大疫情下生命健康权保障的主体间冲突，某些国家的政客提出了“放弃老年患者”的主张，美国德州副州长甚至宣称“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美国Daily Wire新闻网主编本·夏皮诺竟然质疑疫情下美国老人是否有权活过预期寿命，提出“81岁的人死于新冠肺炎，和30岁的人死于新冠肺炎，这不是一个概念……81岁的老奶奶死在养老院，很悲惨，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是80岁”。
然而，根据联合国相关人权文书，包括生命健康权在内的所有人权必须平等享有，不得有所歧视。同时，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种弱势群体，应当根据他们的特殊需要而予以必要的特殊保护。
中国政府坚持平等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为了解决由资源稀缺所导致的生命健康权平等保障的困境，中国政府迅速调集全国资源，在短时间内转变了资源短缺的局面，实现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面对检测机构不足的问题，政府扩充检测机构，允许具备条件的三甲医院、疾控中心和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武汉日检测量由最初的300人份迅速提升到2万人份以上，并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检测服务。面对防疫物资供不应求的问题，有条件的企业迅速调整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物资，全国口罩日产能产量超过1.1亿只；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日产能超过150万件；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日产能达40万台；试剂盒日供应量在3月初达到近35万人份。面对大规模收治难题，中国政府全力开展“床位扩容”。在疫情重灾区武汉，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先后完成可容纳1000多张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陆续新建一批“方舱医院”，改扩建一批定点医院，改造一批综合医院，短期内新增床位10多万张，由“人等床”转变为“床等人”。面对安全转运感染者车辆不足的问题，政府从全国抽调近200辆负压救护车。面对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全国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共调派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
为了高效利用资源，武汉市采取分类收治分配机制，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重症送定点医院，轻症送指定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对疑似患者在发热门诊留观的，继续留观；因床位不够不能留观的，由所在区转至指定的集中隔离点。对经发热门诊CT诊断的有肺炎症状但暂时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由所在区送有一定医疗条件的机构集中隔离治疗，与疑似患者分开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各医院利用网络医疗技术支持，普遍开展远程问诊、专家直播、医疗培训等服务，充分运用远程可视医疗系统和基于5G网络的AI辅助手术设备，部分解决了疫情期间公众其他疾病的就医需求问题，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医院交叉感染。
为了保护疫情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各类群体，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要求保护关心爱护处于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及其老年亲属；对受疫情影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因家人被隔离收治而无人照料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以及社会散居孤儿、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要组织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提供帮助；做好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和殡葬服务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孕产妇疾病救治与安全助产；并为疫情防控期间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指南。
反观美国，在重大疫情面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医护人员缺乏医疗防护用品，养老院缺乏特殊防护。哈佛医学院医疗保健政策教授大卫·格拉博夫斯基指出：“养老院的老人得到的资源和关注还不足一半，但他们却占到了死亡率的一半。”根据美国媒体5月上旬收集的数据，养老院中已经至少有15.3万人被感染，发生在养老院或其他老年人长期护理中心的死亡病例已经超过2.8万。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有些州养老院中死亡病例甚至占据该州死亡病例中绝大多数。在明尼苏达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养老院中死亡病例占据全州死亡病例的80%，在罗得岛这一数字为73%，在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分别为66%和61%。这些数据表明，在重大疫情面前，美国政府信奉的并不是平等保障生命健康权的人权准则，而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疫情防控中各项人权实现方式的合理协调
在突发重大疫情的情境下，为了保障生命健康权，需要对其他一些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施加一定限制，对国家承担的相应人权保障义务予以一定程度克减。但这种限制和克减不应是任意的，而必须遵循依法、有限度、必要、合比例和非歧视等基本原则。这就要求在疫情防控中精准施策，尽力减少对其他各项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非必要限制。
为了实现精准施策，顾全和协调各项人权的保障，中国确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与机制，使得疫情防控与其他各项人权和公共利益保障得以兼顾。
为了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及时恢复经济，保障工作权，中国实施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高风险地区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取消或延缓各种公众聚集性活动的情境下，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采取线上办公和线上教学的方式，保证了工作、教学正常进行。为了兼顾防疫和恢复经济所需要的人员流动，中国还采取了“健康码”管理机制，持绿码的人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地区，持红码的人需要集中隔离14天，持黄码的人需要隔离7天。为了在居家限行状态下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中国广泛实行了无接触消费，运用互联网+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平台来保障疫情期间物资订购配送支付的全部环节，避免了超市、商场、农贸市场人群聚集带来感染风险。同时，将物资配送纳入社区服务，保障生活用品安全及时送到居民家中，通过无接触配送方式，将经过检疫、符合防疫标准的蔬菜直送社区，解除了隔离中居民的生活保障和防疫安全之忧。
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指责中国政府刻意隐瞒疫情信息。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公民的疫情知情权的保障，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恐慌和医疗资源挤兑，相关部门根据对疫情认识的不断发展依法向医疗机构和社会公众分阶段发布信息。2019年12月底，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发现27例病例。提示公众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从当日起，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开始依法发布疫情信息。在对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为了保障个人的隐私权，政府相关部门对所涉及的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和确诊病例的发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并对泄露个人隐私的案件依法予以惩处。
与中国政府及时发布疫情、保障公民的疫情知情权的做法相比，美国政府却对疫情的严重性轻描淡写，不断地误导和麻痹公众。在短短不到100天的时间，美国的确诊病例从1例猛增到100万例，但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口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却不过是一场大流感，大规模检测一拖再拖，隔离禁令迟迟没有发布。
综上所述，中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确立并有效实施了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的人权保障战略，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保障置于首位，克服各种困难使所有主体的生命健康权获得平等保障，精准施策协调生命健康权保障与其他人权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为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体现了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而历来惯于将人权挂在嘴边攻击他国的美国政府，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却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枉顾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保障，牺牲弱势群体，误导民众，欺骗国际社会，破坏国际合作，丧失了对人权的最起码的尊重。
（作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主任）
责任编辑：刘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