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许多国家仍未根本缓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有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已制定本国新的产业发展规划或对原有规划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外资审查和本国产业保护，吸引海外制造业回归或作出新的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不期而至。面对挑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全力维护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对我国带来的挑战
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相对减少。有关国家制造业回归的实质是产业资本的收缩，产业资本收缩的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经济风险高度积聚，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在现有的全球分工格局下，如果贸易物流保持畅通，并且不存在人为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全球化是最能实现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但有关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断供”“脱钩”等遏制手段，鼓动海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回归本国，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疫情强化了这些国家的危机意识，大灾面前实体经济严重缺位将导致极大的经济社会安全风险，这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趋势更为加强。而产业回归或者转移，都会使有关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相对减少，尽管绝对量仍会增加。
损害我国良性发展的产业集群结构。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国际分工发展与我国产业基础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与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付出“以衬衫换飞机”巨大代价情况下，形成了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较强、高中低端兼有的产业集群和产业结构。近些年，我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有所上升，但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日益强大，比较优势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有关国家基于安全需要而采取的“断供”“脱钩”及产业转移措施，短期内可能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加大高技术产品的供应难度和成本。有关国家产业回归或外迁在短期内将使原先就近供应的高新技术产品转化为进口，或者使我国寻求进口替代，无疑会增加供应的难度和成本。但这种违反市场交易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垄断阻挡不了技术进步，反而会导致有关国家技术产品被其他国家所替代，从而使得其产品由于营收大幅减少、大额研发投入难以为继而逐渐丧失竞争力。另外，对于恶意“断供”“脱钩”等行为，可能遭到对象国的对等反制，我买的你不卖，你卖的我不买，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增加我国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难度。产业培育和技术更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去我国主要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但越来越面临两个挑战：从国内看，基础创新、原始创新相对滞后，创新的科学基础和教育基础等软环境出现瓶颈；从国际看，有关国家推动产业回归或转移、强化外资安全审查，以及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政策，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对此重视不够、准备不足、调整不及时，就可能长期受制于人而难以实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链重塑对我国形成的机遇
为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带来良好契机。全球产业链重塑将进一步提升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提振内需关键是刺激有效购买力的增加。在工业时代传统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过于依赖市场导向的产业布局必然会驱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种要素自发地向东部沿海聚集，使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距拉大的问题。但第四次产业革命使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信息时代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约束条件，为拥有绿水青山的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增强了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挑战的能力。
为民族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腾挪出来的产业空间首先会被民族产业所填补。由于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长期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国内市场给予民族产业发展的机会并不充分，在半导体、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领域就比较典型。民族产业在技术上虽然相对落后一些，但在市场夹缝中求生存，往往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一旦有了机会，这些企业就会快速发展。比如，有关国家“断供”后我国芯片产业蓬勃兴起，华为“海思”芯片一夜转正，国产操作系统有了更多亮相机会。
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注入强大动力。很多企业迫于竞争压力，采取开放式创新、协同式创新，能够集中更多的创新力量一起研发，创新成本和周期相对低一些，但需要开放源代码、共享知识产权。与开放式创新相比，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周期较长、成本较大，但有利于技术积累、知识产权独享和成果保密，持续发展的潜力较大。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发展利益的一些高新技术，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将进一步激发我国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动力，也会带动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的相应发展。
为合理分配扩大内需形成倒逼机制。当投资和出口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时就容易忽视消费，这是由资本的自发性所决定的，因为扩大消费意味着增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地会提高人工成本，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会反过来使有关国家升级对我国的贸易压力，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将会相对降低，投资和需求的贡献相应上升。投资结构和幅度要考虑与需求相匹配，否则会造成新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因此，在“三驾马车”中，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着力点。
为境外投资合作共赢创造宽松环境。全球产业链重塑虽然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却是“新型全球化”即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国际分工秩序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的开始，也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吸引外资的机遇。有关国家采取种种措施推动“逆全球化”，实质上是其在“新型全球化”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的反映。但这种悖逆历史潮流的做法阻挡不了世界大多数国家渴求发展的强烈需求，这就为我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以及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化危为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加大西部地区投资力度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挑战转化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契机，弘扬“三线建设”“交大西迁”精神，规划一批重大项目，发展一批产业集群，打造一批科研高地，振兴一批中心城市，带动一批县域经济，引导西部地区人口回流、就业增加、收入增长、消费提升、内需充盈、市场扩充，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更为均衡，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和消费双升级，为根本脱贫、防止返贫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优化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加强对教育领军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专长人才等优秀劳动者的激励，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肯定其复杂劳动的价值，有的放矢地拉动内需。
以大型产业集团为龙头打造创新产业集群。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产业集团在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以集成创新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以规模采购加强对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导入，带动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共同发展，逐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国内循环，以国内循环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外部循环，形成内外良性互动、内部自成体系的创新产业发展生态。
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发挥科技型企业创新引领和大型产业集团市场导入功能，将其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载体，以政府引导、市场化合作、利益共享等方式聚合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人才和科研设施，集中各方优势力量联合攻关，逐项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改革完善教育培养体制、科学研究体制，形成教育家和科学家大量涌现、专心立业、免于为生计奔波和报销奔走的干事创业环境。
统筹境内外一体化经营发展。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布局国内经济发展时应统筹考虑境外投资经营发展。境内通过推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境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经济合作共赢发展，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产业链供应链修复能力和保障能力，一体化应对全球产业链重塑挑战，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