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内在动力。文化需要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居于特殊地位，我们必须从人民文化需要满足的现状出发，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
文化需要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特殊地位
文化需要日益增长是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直接表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更高要求，也体现为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并且，由于物质生活需要总体上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更加凸显出来，在量和质上也都有了更高要求。富起来以后，人们对非文化生活需要日益注重其精神文化内涵。在物质消费中，人们日益将品质、品位甚至情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人们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以及民生保障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中，无不渗透或涵养着尊严、体面、自由等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美好生活需要文化赋予意义、提供价值指引。美好生活需要打开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三个事实：一是并不是人们所有的“需要”都是真正的需要、合理的需要，有些“需要”只是一种“想要”或是虚假的需要；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甚至彼此矛盾的方面，往往因“各美其美”而造成“美美”冲突、“诸善”冲突；三是有些根本性的需要可能未必能被大多数人认识到，例如心灵满足、精神家园的需要等。因此，美好生活需要并非简单满足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引导甚至是启蒙的问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新要求的理解需要正本清源、实事求是；人们还需要内心的精神抚慰和心灵安顿；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共同的精神、价值和力量来凝聚和维系；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公民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去实现，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好生活需要文化的合理性辩护、意义想象和价值引导，没有文化的美好生活是没有灵魂的生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
从广义和终极的意义上说，美好生活乃是人们文化需要的本质与理想追求。文化内在于人类一切活动和领域之中，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状态的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样态。文化从来以人为本，文化功能就在于“以文化之”，“化”是一个过程，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的生活不断超越实然，变得更优、更美好。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本来就是文化的初衷与本质规定。
从使命高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长足发展，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文化需要满足的角度看，一方面基本上与时俱进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新的文化需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从为人民谋幸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的使命高度繁荣发展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灵魂作用。
把人民文化需要当作民生硬需求来予以保障。被意识到的需要就是利益，人民现实的文化需要就是人民的一种现实利益。正如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从人民的现实利益出发进行“兜底”一样，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重点，实现人民文化需要的“保基本、兜底线”。在此基础上，还要敏感把握、精准分析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品种、质量、品位、风格等方面以及服务方式的更高要求，推进文化建设的供给侧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优化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使人民能拥有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丰富多彩、格调高雅的精神文化生活。
把心灵安顿作为民族复兴的幸福工程来抓。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内涵，但人民幸福才是最终目标。如果人民不幸福，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说真正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幸福是人的一种好的存在状态，物质条件是其基础，但其根本之处在于灵魂的安宁。没有内心的安宁，没有精神的诗意，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生活。把心灵安顿作为一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事来抓好，才能真正“为万世开太平”。
把青少年作为文化需要满足重点关注的群体。青少年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未来，是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一代。他们的文化需要满足状况，直接决定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人的素质、社会文明程度以及幸福美好生活的层次。相对于其他年龄段，青少年的可塑性最强，满足其文化需要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00后青少年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原住民，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网络传媒对他们文化需要、价值观塑造的影响；必须真正破除与青少年之间的“次元壁”，走进他们的世界，切实地发挥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在满足青少年文化需要中的引导作用。
把满足人民文化需要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生活样态，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而且体现于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层面。无论是在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还是政党治理中，都应该注意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切入角度，发挥文化的滋养、凝聚功能，注重文化以情动人、以文化人的特殊作用。以文化的“柔性”“可爱”配合法治化、专业化的“刚性”“可信”，治理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始终关注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才能保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服务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