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离开心爱的天眼，已经三年了。今天，好想对着浩瀚的苍穹，向他说点什么，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大家都讲，没有南仁东，就没有“中国天眼”。这让我们想起“两弹一星”。二者的运作机制，判若霄壤：一个是个人推动，以命相搏，终成大国重器；一个是国家主导，23位功勋科学家集体攻关，扬眉吐气。
“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他是什么人？有什么能耐，能做出这么大的项目，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从远远落后到领先世界20年？
他，是一位高人
他的“天眼”构想震惊世界：“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设计创意时，就被震惊了”，“非常非常精妙的系统，全部自动化控制，令人信服”，“我不认为任何别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些。从几年前的一片荒芜，到现在可以运行，真的很伟大”。国际大射电望远镜SKA计划的总干事戴蒙德惊叹不已。
天眼重达1300多吨，有4450多块正反射板，7000多根钢缆，球面反射面积25万平方米、30个足球场大，圈梁周长1.6公里、步行一圈要40分钟。
天眼反射球面近乎完美，达到毫米级精准，最远能探测137亿光年之外，灵敏度比德国高10倍，比美国高3倍，让我国“弯道超车”，遥遥领先国际水平。“你在月球上打电话，这里能听得清清楚楚”。
“天眼短短两年内的发现，超过同期欧美多个科研团队的总和，将帮助科学家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朱文白说。到今年3月23日，已发现并认证的脉冲星，达到114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台望远镜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澳大利亚天文专家左乌米斯赞扬道。
他，又是一位痴人
成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南老把别人眼中的狂想，变成手中的现实。
当时我国仅有25米射电望远镜，想跨过世界最大的、美国305米的阿雷西博望远镜，直接做“天眼”，这在不少人眼里，是大胆到狂妄的计划。
外国人怎么看？“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说这话的是相识多年的外国朋友，显然并无恶意，但激起他痛彻的反思，也激发了他的斗志。
中国人怎么看？当时我国即使做到200米，不少人就感到“有点夸张”了；500米，这不是“空中楼阁”吗，妄想“一步登天”？疯了吧？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他口出“狂”言，骨子里不服输。他念兹在兹的星空梦——FAST（即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是英文“快”的意思。
“FAST就是他的生命，可以为之生、为之死”。“如果做不成，我宁愿去死”。即使他生气时的话，也无法不相信：那是他的真心话。
回头来看，南老最让人难忘的，不是成功后的鲜花和掌声，而是此前克服的重重磨难。他认定天眼，百折不回，23年只做一件事，可以说是：“古有十年磨一剑，今有廿载铸天眼”。
选址很难，立项太难，建设难上加难。“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抱定了坦然赴死的决心，“如果没成功，我怎么交代？欠了国家的、乡亲的，我有退路吗？……建不成，我从这个山崖跳下去”。
天眼“不是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不论能不能成，都要竭尽全力去做”，他的同事张蜀新终于明白了，也被感化了，“你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跟你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你这个不起眼的小老头，一个普通人，竟然干了这么大一件不平凡的事，我早该对你刮目相看”，“你是一个洒脱的人，可在FAST上，你拿得起，却放不下”，“你不惜以命相搏，只为给年轻天文学家留下这观天望宇的利器”。就连他夫人彭家珍，也是在他逝去后，才痛彻心扉地领悟到的。
“他喜欢冒险。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劲头，是不可能干成‘天眼’项目的”。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当然，这种狂，不是凭空而来的。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说小点，南老自小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说大点，他志存高远。
他，更是一位仁人
爱人利物之谓仁，故仁者博施于物。南老一生所为，体现了大仁大义、国之高士风范。面容沧桑、皮肤黝黑，夏天穿大裤衩，这位外貌粗犷的科学家，对待世界却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为国，他做到了尽忠。
他理想高远，有大格局、大境界。
1993年，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他获悉科学家要在全球电波环境恶化之前，接收更多外太空的信息，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立即提出“咱们也建一个”，随之将20多年光阴付诸于此。
这折射出知识分子勇于创新的精神。因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晚，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用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抓住最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跟上时代步伐。
“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但国家要有知识”。他努力争取“大射电望远镜”落户中国，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节省大笔自建的钱；世界多种尖端科技，将因此流向中国；谁掌握这些前沿科技能力，谁就拥有了科技战略的制高点！
“天眼”初勘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岗位，只有他满中国跑。为了寻求技术合作，他自己掏钱买火车票，从哈工大到同济大学，再从同济大学到西安电子科大。立项申请书上最后出现了20多个合作单位，大概有3厘米厚。
1995—2006年的十多年间，世界多了一位名为南仁东的“推销员”。为了化缘，他无论大会小会、国内国外，逢人就宣介“天眼”。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底国际专家评估FAST项目可行，61岁的南老看到这一结论，热泪盈眶。在他积极争取下，中科院正式申报，2007年7月国家正式批复，意味着这个艰巨的工程，将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
“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FAST立项后，南仁东多次和我提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说不敢有半点疏忽，项目做不好没办法交代”。共事多年的老同学、FAST工程顾问斯可克回忆。
20多年来，他始终以超强的责任感，来应对超负荷的工作量。癌症发病后，仍然坚持工作，是一种不惜以命相搏的悲壮。
在FAST，他是最勤奋的人，基本没什么节假日，每天都要处理上百封工作邮件。他常给同事们算一笔账：“如果因为工作没做好，FAST停一天，就等于国家白扔了12万”。
国与家，不同一，取舍难。“在家多陪陪我和孩子们吧，孩子们一年都见不上你几面”。妻子说。“我只是为了自己吗？是为了国家！”南老说完，又反过来赔不是：“陪你们确实少了。等我老了，退了，陪你到处走走，看星星”。但是，对家的许诺，终成空言，剩下了亲人的痛与泪……
23年，从壮年走到暮年，他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南老曾说，我们这一代建成FAST，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期望年轻一代，用它去创造成就。
更大的期望，是期望“天眼”成为打开青少年眼界的重器，放飞幻想，激励创造，这是比促进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国之重器”。
“只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南老血泪交织地做成了。这是一首英雄交响曲，也是一首悲怆奏鸣曲。
为民，他做到了尽善。
南老悲天悯人，眼睛不止向上仰望星空，也向下环顾众生。他对底层人有着天然的好感，欣赏他们的真诚。
他特能吃苦、特别节约、特别平易近人，跟工人关系好，与工人相处中有真正的快乐! 在天眼工地上，身为“总司令”的他，竟成了现场与工人最好的朋友。
“很难想象一个大科学家，在简陋的工棚里，与工人聊着家长里短。他还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常给工人带零食，工人也完全不把他当“大科学家”，甚至直接用自己吃过饭的碗，盛水给他喝，像家人一样不避嫌，毫不生分，打成一片。
“如果他与工人蹲在一起抽烟，旁人都认不出来他。科学家总是需要有些距离感，可他没有”。他是泥土气息、工农气质的科学家。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时，他遇到放学的孩子们。那单薄的衣衫、可爱的笑容，触动了他的心。回到北京，就给县干部张智勇寄去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装着500元。南老师嘱托我，把钱给卡罗小学最贫困的孩子。他连着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
他时刻关心贵州和黔南，多次提出项目一定要考虑地方利益，给百姓带来好处。大窝凼移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村民感慨，如果不是“天眼”，他们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杨天信全家6口搬进安置点，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远处看他，是很严肃的人。但一接触，就感到他人性的光辉或温暖”。朱文白说。
南老病逝，消息传来，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熟悉他的人，接受采访时，无不是“数度哽咽、泣不成声、不停抹泪、泪流满面”。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南老正是这样的“中国脊梁”。
南老打开了中国天眼，却闭上了自己双眼。望着无垠的星空，我们用心呼唤，你在哪里？啊，是那一颗星！不，是那满天的繁星！
（作者单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
责任编辑：刘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