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从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出发，提出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并宣告了中国的行动措施。在特别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指出：“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关于21世纪的多边主义的重要论述，是突破全球治理困境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凝练总结，是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思想指引，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
全球治理困境呼唤21世纪的多边主义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出现严峻挑战。传统安全问题尤在，非传统安全日益突出并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抬头，全球治理面临多重困境。
和平与发展的治理目标被日渐淡漠。“二战”之后，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反思，各国建立起以联合国框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主要目的是避免重蹈世界大战的覆辙，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此外，还创设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并将其置于联合国框架中作为常设机构，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促进成员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及日本战后经济复苏。通过上述机制下多边层面上货币、融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主要大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成功避免了重新陷入“一战”后复苏失败、铤而走险将世界拉回战争泥沼的宿命。哪怕是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期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依旧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基本实现了重建战后和平的目标。
“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实现独立并加入国际体系，它们寻求发展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些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鸿沟的主张具有充分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发展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治理目标。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的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就直接被称为多哈发展议程。然而，2001年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经过多年磋商未果，陷入停滞。发展领域大大小小的具体国家利益乃至集团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分歧，对发展的共识形成了较大冲击，甚至连发展本身的含义，也因个别国家的混淆视听甚至曲解而变得富有争议。
和平与发展的治理目标被日渐淡漠让世界变得越发危险。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整体处于和平时期，关于战争残酷性的集体记忆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淡化，发展作为和平的基础而不为有些国家重视。一些国家在确保本国发展资源、发展空间、发展潜力或发展优势的借口下发起的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可能成为把战火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引向传统安全领域的“导火索”。
全球治理领域宏观政策协调不足。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指出：“人类正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大经济板块历史上首次同时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各国出台数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措施，但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很不稳定，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由于发展共识或共同利益上的动力不足，国际合作被迫接受了危机驱动型的动力机制。例如，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欧债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为了共同应对大危机，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得以凸显并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被认为是“二战”或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中，各大经济板块历史上首次同时遭遇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危机驱动型合作却没有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全球治理领域宏观政策协调不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冲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此次经济衰退中，各国出于救助或刺激经济目的，纷纷出台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各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却十分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和相关封锁措施已使各国推出了空前的财政措施，其中一部分是增加支出或放弃收入(包括临时性减税)，另一部分是流动性支持，包括贷款、担保和公共部门注资等。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纷纷出台或加码常规及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除了降息和维持低利率外，常规货币政策还包括盯住通胀目标等。各国在出台这些财政及货币政策时，在资金规模、施政节奏、举措形式、退出安排等方面缺乏有效沟通，也没有在多边达成可置信的排除“以邻为壑”选项的制度安排。
不仅如此，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全球性冲击中，个别国家不但没在“危机驱动”下提升国际合作意愿，反倒热衷于“甩锅”“嫁祸”其他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宣布从世界卫生组织“退群”撤资，事实上破坏了卫生安全及经济支持等方面的抗疫合作及政策协调，其国内少数政客甚至沦为新冠肺炎病毒向人类开战的“仆从军”。在利益驱动型国际合作原本就动力不足且效果不彰的条件下，危机驱动型合作模式失效造成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不足，反映出全球治理效率和能力进一步降低的困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以经济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世界经济格局早已不是“二战”结束时的状态。“二战”结束时，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非常小，但目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年增速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态势在世界经济复苏阶段仍将延续，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还将继续提升。
尽管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IMF等全球治理机构中的话语权、发言权或投票权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甚至被有些国家故意“打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处于重灾区的发达国家为了获得更多救助资源，在G20框架下达成了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投票权份额的改革，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缓解，一些大国以国内程序为障碍，延迟多年才批准上述改革协议，并且这一改革协议也未能及时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有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经济治理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处于事实上的滞后状态。
维护和践行21世纪的多边主义
21世纪的多边主义从目标、政策制度和文化文明层面标定了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路径，是突破全球治理困境的标本兼治之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21世纪的多边主义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清晰目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在承平日久的年代，拂去蒙在和平目标上的尘埃，让其重新焕发迷人的色彩十分必要。当前，个别国家在其挑起的大国博弈中不断逼近或触及其他大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诱发“擦枪走火”的风险不容忽视，持久和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事件、难民危机不断爆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国际卫生安全、全球产业链安全等问题愈发突出，诸多安全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需要多边协作才能妥善应对，普遍安全的目标愈发重要。
贫困如同疫情，如果不能彻底治愈，没有人能长期置身事外或一直独善其身。要坚持发展优先，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发展带来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整个世界的繁荣稳定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发达国家也会是受益者。因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各国共享繁荣机遇，是21世纪的多边主义的重要内容。
开放包容是多边主义的底色，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搞封闭排他，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样协商解决问题，比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动不动搞脱钩、断供、制裁更合道义、更富建设性。
21世纪的多边主义还要立足于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着眼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21世纪的多边主义提供了更为深广的政策制度空间。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就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这“四个坚持”是维护21世纪的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践行21世纪的多边主义政策制度空间所在。
从全球治理的区域范围看，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不囿于所谓全球性问题，除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外，还要求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东盟与中日韩、金砖国家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特别要注重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来丰富和充实21世纪的多边主义内涵。
从全球治理议题领域看，21世纪的多边主义除了继续关注发展融资、金融安全网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主要关切和治理领域外，还秉持以人为中心、基于事实的政策导向，倡导将气候治理、能源治理、环境治理、数字治理等纳入全球治理或区域多边治理的范畴之中，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在当前和未来全球治理系统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也是因为这些新兴议题与传统议题之间的关联度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会越来越大。
21世纪的多边主义提供了更为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和文明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坚持互尊互谅，通过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判断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21世纪的多边主义是以信任为前提，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观、文明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超越了长期存在的“零和博弈观”、“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傲慢与偏见的意识形态，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认识基础。
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不仅要坚持传统多边主义崇尚平等协商共赢、以规则为基础、强调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等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还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智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应该成为维护和践行21世纪的多边主义的共识。
各国应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狭隘政策，抛弃垄断发展优势的片面做法，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坚持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许华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