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宇：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认识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在这一目的支配下，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但同时导致了阶级对立、经济危机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等深刻弊端。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少数人的财富积累，而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消费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接受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竞争的结果必然趋向两极分化，这就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产生了矛盾。其实，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更加合理有效的途径。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认识。我们应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其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人民日报》2017年2月27日）
田学斌：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更加明确和清醒。新发展理念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济民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新发展理念不仅植根于“均贫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土壤，而且科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紧紧围绕发展的根本目的、基本动力、价值尺度，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当代中国究竟“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新发展理念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纲领，第一次将绿色发展摆在了发展观中的显著地位，更加强调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将开放发展作为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更加突出了创新发展，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切中时弊，能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积累的问题。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历史发展积累的宝贵智慧，借鉴现代经济研究成果解决中国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智慧，提炼借鉴了近百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为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发展理论创新问题、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光明日报》2017年2月21日）
王义桅：理解“一带一路”的三个维度
人们习惯用古代丝绸之路作为类比去理解“一带一路”，然而这样容易把它的概念简单化。我认为，我们要从国际关系的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自身维度去理解这个新概念。这是从时间维度来激活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推动对外合作时，激活“丝绸之路”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核心目的是为了复兴其“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从时间维度看，从人类文明、全球化史去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就是丝绸之路的复兴将让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告别西方中心论，推动文明的共同复兴。这是从空间维度来重构世界经济版图。“一带一路”推动中国重新建构世界经济地理版图，把中国现在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使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一带一路”超越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创造没有霸权的时代，开创东西和谐、南北包容的未来。这是从自身发展维度来弥补历史与现实短板。“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和现实的三大短板。第一大短板是原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没有实现互联互通的短板；第二是补世界经济短板，尤其是实体经济的短板；第三是补全球化短板，打造包容性全球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因为“一带一路”而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也开始从“一带一路”逐渐展开。（《光明日报》2017年3月4日）
卢周来：科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近来，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上有不同看法，学界有不同说法。我们认为，要真正看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趋势，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遵照习主席指示要求，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主席反复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大的判断，必须始终牢牢把握。但如果我们把“新常态”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可能犯方向性错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结构调整节点，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不对接。对此，习主席强调，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以此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逻辑，不仅要关注当下经济发展态势，更应关注中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基于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所面临问题的精准把脉，习主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带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框架和大视野。国家经济要获得持续稳健发展，既靠正确的发展理念，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还要靠各级干部发挥好主观能动性，聚精会神谋发展。为此，习主席发出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改革创新精神，增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勇气。特别是对愿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干部，要予以褒奖，提供更大舞台，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带动更多的人干事创业。（《解放军报》2017年2月24日）
张 勇 胡福明：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和国家竞争实力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在创造了“中国奇迹”之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改革没有到位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没有到位，从而产生了一定范围内对体制认同感的下降，也使改革缺乏可持续性动力。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从而对制度选择、演进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制度的确立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与制度的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文化是制度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必然性，中国民主有其特色，这种特色是由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取向所孕育的，这种经过自觉的文化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因而更容易坚定人们对于这一制度的自信。文化是重要的引领和激励机制，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国的全部，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同样是赢得现代化强国竞争的重要维度。我们要切实发挥文化对现代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提升文化带来的创新激励对创新驱动的贡献，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红旗文稿》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贾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