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当前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大为下降，运行中“稳”的确定性明显增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走势有望从“降速”阶段过渡到“提质”阶段。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宏观调控，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速度、动力和结构都有新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这种经济发展新阶段概括为新常态，这是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回答了新常态下“怎么办”的问题；贯穿其中的工作基调是“稳中求进”，这是党中央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思想方法的重大调整。
■我国经济的上行动力与下行压力仍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多。但完全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基础正在增强，经济转型正在开启下半程。
■我国具体实施了四方面重大举措，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创新总需求管理。三是提高预期管理有效性。四是加强国际宏观协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以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宏观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那么，我国经济是否已具备了企稳向好的坚实基础？经济增长是否已进入提质增效的轨道？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专程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记者：当前不少人认为，经过连续几年的调整，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已明显降低。您认为是否可以作出中国经济形势已经企稳的判断？
李伟：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可以下的。当前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大为下降，运行中“稳”的确定性明显增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走势有望从“降速”阶段过渡到“提质”阶段。当然，这也要区分中长期趋势和短期因素，尽管我国经济已转入“提质”阶段，中长期趋势相对平稳，但经济短期波动也在所难免。判断的依据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经济增速缓中趋稳态势明显。2016年GDP同比增长6.7%，增速降幅进一步收窄，201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较去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从经济运行先行指标看，2017年上半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值为51.5%，高于去年同期1.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6%，位于扩张区间。
第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增速由负转正且回升明显。2016年9月份，PPI结束了2012年3月份以来历时54个月的负增长，此后PPI保持了较高增速，2017年5月份PPI同比增长5.5%，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第三，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2017年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加快增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从实物量指标看，1—5月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3%，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14.7%，都有大幅提高。
第四，企业投资意愿有所增强。随着经济环境回暖和企业效益提升，企业投资信心开始回升，2017年1—5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8%。
第五，就业形势好于预期。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大幅高于年初预期目标。2017年1—5月份，城镇新增就业599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保持基本稳定，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第六，国际环境的积极有利因素也在增多。全球性通缩风险降低，价格水平企稳回升迹象明显，中长期利率有所回升；美元升值冲击减弱，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国际贸易出现较为明显的积极变化，新兴经济体发展环境改善；主要经济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G20制造业PMI加权值持续位于扩张区域。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较2016年提高了0.5、0.4和0.3个百分点。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气象，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什么关系？
李伟：我国经济出现的积极变化与宏观经济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宏观调控，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速度、动力和结构都有新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这种经济发展新阶段概括为新常态，这是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这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回答了新常态下“怎么办”的问题；贯穿其中的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这是党中央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思想方法的重大调整。正是这一整套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引领我国经济实现了优化调整、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我国的经济表现证明，中央的宏观调控与经济政策框架是符合实际、有显著成效的。
目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动力与下行压力仍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多。但完全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基础正在增强，经济转型升级正在开启下半程。未来一个时期，只要我们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就会逐步从“降速”阶段进入“提质”阶段。
记者：在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各国普遍面临结构转型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既要做好适度需求管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更要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请您谈一下我国具体实施了哪些重大举措？
李伟：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和全球性生产过剩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谁能率先在结构性改革上形成突破，谁就有可能率先走出危机。针对我国经济供需结构失衡的主要矛盾，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成效。在去产能方面，2016年退出钢铁和煤炭产能分别超过6500万吨和2.9亿吨，行业状况明显好转。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14万平方米，存销比明显下降。在去杠杆方面，2016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出台降低电费、税费、“五险一金”和物流费等举措。在补短板方面，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投资增速，棚户区改造和扶贫开发明显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
二是创新总需求管理。面对经济增速回落，我国并未采取大水漫灌的强刺激方式，而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保持总需求增长基本稳定，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适度增加财政赤字和减税降费。例如：将财政赤字率适度扩大至3%，为减税降费创造空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降低所有行业税负；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不断规范非税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当的货币增速和流动性，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鼓励民间投资。
三是提高预期管理有效性。为稳定市场信心，避免经济出现大幅波动，我国不断加强预期管理。面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压力，党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改善了市场预期。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各主管部门加强协调，一致行动，使得释放的信号形成合力，加快了改善预期的步伐。此外，经过长期实践，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了现实反复证明，对于改进预期管理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加强国际宏观协调。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办G20峰会，努力推动各国继续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并在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促进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方面达成许多重要共识。此外，中国积极利用APEC、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国际协调平台，推动国际宏观政策共同行动，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记者：中国经济正开启转型升级的下半程，我们既要信心满怀、豪情壮志，更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未来一个时期，有哪些风险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采取哪些重点措施？
李伟：目前，国内外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多，我们要积极妥善化解风险，重点解决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夯实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
第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要提振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我国居民消费拥有巨大潜力，世界旅游组织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境外消费总额为26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我国企业也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大多数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都能提供。关键是要打通从需求到企业的中间环节，要加大商品质量监管力度，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创造消费者“放心买”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企业生产质量和创新能力。要引导和促进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有效支持，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促进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生产更多质量领先、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追求，努力提升我国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此外，还要着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确保产权保护落到实处，增强企业家投资信心，鼓励创业创新，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二，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当前，银行不良资产率虽略有下降，但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仍在不断显露，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仍然艰巨。一是密切监测“去杠杆”、清理僵尸企业和“处置一批风险点”过程中可能暴露的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协调有效性，适当把握处置力度、节奏和时机，平稳化解金融风险。二是高度关注“稳增长”过程中不当加杠杆的风险。由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部分地区在稳增长过程中仍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基建、房地产，进一步推动信贷扩张，杠杆率仍有进一步上升风险。三是积极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国际金融环境愈发复杂多变，外部风险冲击不容小觑。欧盟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也存在较大潜在影响。
第三，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风险。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已得到较大改善，住房需求将实现“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好”转变。要结合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与城镇化进程，深入研究新阶段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并以此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短期内，重点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充分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的危害，允许各地针对实际情况，综合运用金融、土地和限购等相关调控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遏制房地产泡沫膨胀积蓄风险。长期看，关键是建立起长效机制。房地产政策要坚持房屋居住的根本属性，以居住需求为出发点，以经济和城市发展规律为导向，建立市场化的调节机制，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四，避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近年来，地区间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愈发明显。一些经济转型较早的地区，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运行表现出良好态势。一些严重依赖传统产业特别是资源和能源的地区，经济转型滞后，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相互交织，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多变。这些地区风险高度集中，化解风险迫切性更强。一方面，需要给这些地区一定政策和资金支持，协助其走出困境，避免爆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尽快形成地方经济增长新动能。
（本刊记者：郭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