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峁遗址探寻中华文明
《求是》杂志记者 张淑虹
清晨，陕西神木，驱车沿毛乌素沙地南缘一路疾驰，经过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顺着蜿蜒的盘山公路驶向山顶的一处高台。一座石块堆垒的巨大城垣——石峁遗址，渐次在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中进入视线。石砌城垣并不完整，但气势依然堪称雄伟。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是一座来自4000多年前的古城。
初建于距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的石峁城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石峁遗址两次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2020年，石峁遗址入选国外《考古》杂志世界十年（2011—2020）十大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
沿着外城东门遗址的参观步道行进，经过墩台、瓮城、马面等遗迹，严密的城防结构清晰浮现。石峁遗址以其巨大的规模、多重的结构、复杂的城防设施和大量高等级遗物，显示其在距今4000年前后已经成为早期的都邑。考古工作人员介绍，石峁遗址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面积逾4平方公里。皇城台三面临崖，内城墙围绕皇城台呈环形带状展开。外城墙依山势、地形，穿脊越沟，蜿蜒而去，将内城紧紧包裹起来。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城垣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形式。此外，皇城台前设置广场，是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的重要范例；从外城东门通往内城东门并连接皇城台的一条大道，体现出都城设置中轴线的理念。尽管石峁古城在兴盛几百年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作为中国北方早期城市文明的代表，其体现出的都城规划理念一脉相承、赓续发展，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何以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道路，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答的一个关键问题。石峁遗址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独特的证据。“石峁有着发达的玉文化，考古发掘的一部分玉器，受到同样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的影响。比如，良渚的典型器物玉琮，在石峁被切成了薄片，加工成刀、钺等器物。石峁的玉料来源比较庞杂，也说明它与周边文化交流频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告诉记者，“研究结果揭示，石峁遗址古代居民与内蒙古长城沿线、甘青地区、晋冀地区、中原地区等周边人群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在不断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
站在高处向皇城台眺望，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域辽阔、环境多样，中华文明也因此经历了多元起源、碰撞交流、融合一体的独特进程。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崛起，陕西石峁和山西陶寺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直至夏王朝国家诞生，从此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时代。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中华文明不断吸收、融汇着周围其他文化，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图为2023年4月26日，参加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的多国代表、东盟成员国来宾和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在陕西石峁遗址参观调研（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往事越千年。透过玻璃窗展示的壁画残片，仿佛可以看到，巧思善工的石峁先民正在用丰富的色彩绘制着精妙的几何图案。文物承载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通过石峁遗址发掘的文物，可以近距离感受4000年前中华文明的灿烂曙光：口簧、骨笛等乐器至今仍然可以吹响；骨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针孔直径最窄仅300微米；大量麻、丝、毛类纺织品残片，展示了石峁先民纯熟的纺织技术；神秘的石雕、栩栩如生的陶鹰、掩藏在墙体中的玉器，反映出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信仰……这些珍贵的文物，体现了中华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和精神的无尽宝藏，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皇城台上，“石峁考古队”的红色旗帜猎猎飘扬。在石峁遗址这本厚重的“地书”上，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还在继续。随着一锹一铲的“翻阅”，更多不期而遇的发现将不断丰富历史的细节，与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存一道，更加真实地展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石峁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显著成就的生动缩影。不断被实证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厚重广博，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是新征程上激励我们踔厉奋发的强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