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京津冀三地亟需构建协同发展新机制，从低水平协同步入分工合作密切、布局合理、联动性强的高水平协同发展阶段，提升协同发展的效益和水平。其中，产业是核心，创新是引领，要素是基础条件，服务是基本保障，环境是硬性约束，五者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京津冀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动力机制。
京津冀地域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12亿人，肩负着新时期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创新的使命。
从发展历程看，在工业化初中期，京津冀区域之间主要处于低水平简单协作发展状态。进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三地亟需构建协同发展新机制，从低水平协同步入工业化后期分工合作密切、布局合理、联动性强的高水平协同发展阶段，提升协同发展的效益和水平。其中，产业是核心，创新是引领，要素是基础条件，服务是基本保障，环境是硬性约束，五者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京津冀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动力机制，也形成了以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按市场规律规划引领的逻辑内涵。
创新产业协同机制，加快推动京津冀高端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实体支撑。从区域功能定位看，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调整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由于京津两地行政层级较高，三地经济水平的级差分层和区域市场的割裂，势必导致高端产业、项目难以向河北转移。在改革创新中，要以构建区域产业协同机制为突破，深化三地产业政策衔接与高端产业协同合作，形成京津冀链式共振、互补、共赢的跨区域高端产业协同发展新机制。
优势互补。京津冀应立足各自产业资源禀赋优势，“借力”全球产业链重塑契机，在全面对接国际市场中，提升产业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河北应积极主动对接京津高端产业，尤其是将吸引京津高新、高尖原创技术及成果为突破口，整合先进的创新、创意、创造资源，加快与传统优势产业嫁接、融合，衍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一批专、精、特、新产业项目，提升产业附加值和高端产业吸附能力，与京津形成互补共赢发展之势。
延链拓能。按照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和现代产业分工，围绕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医疗康养、文化创意、大数据、云计算等跨区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建设，精准锁定产业链核心环节，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拓展河北产业腹地，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与京津形成产业联动发展之势。
完善配套。在京津冀高端产业协同中，河北应以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着力点，做好顶层设计，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现代产业服务的多元化服务需求，实施产业基础设施功能提升工程，提升软硬件设施服务能力和品质，形成立体式、便捷式、全程式的产业服务体系，将河北丰裕的产业资源转化成生产能力，与京津形成融合发展之势。
构建创新协同机制，推动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京津冀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活跃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协同发展进程中，北京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不断向津冀两地输送技术项目，相应带动创新资源要素向津冀转移，与津冀互补发展。从目前来看，北京依托独特的政治地缘优势和首位优势，聚集着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平台，但与津冀科技资源对接精准度还有待提升。应通过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进一步开放首都科技平台，促进三地实验室、研发设施、科技成果等资源共享，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质量和水平。
协同共享。顺应世界分工体系下产业格局的改良和升级，从原始创新能力、产业技术创新、区域协调联动等方面发力，通过联合设立协同创新专项资金，搭建创新联盟、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推动京津冀创新资源共享。河北要积极主动融入对接京津，引入京津强大的源头创新力，与河北巨大的技术承接力相结合，形成“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河北制造”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和培育地。
示范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是最大的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要发挥雄安新区引领作用，积极承接京津科研机构转移，争取更多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科学装置布局雄安新区，做大高端产业项目聚集体量，推动雄安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高新高端科技成果的策源地。
弥补短板。与京津相比，河北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不健全，创新文化氛围不浓，要对标京津，瞄准创新要素聚集区域，厚植创新文化，引入京津创客，活跃创新氛围，不断改善以人才、技术、政策、环境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提升科技创新人才、技术、服务转移承接政策的含金量，形成健康的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同时，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和政策体系，打造一支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人才队伍。
创新优势要素跨区域流动机制，推动高端要素开放高效流动
经过近5年来的改革探索创新，三地在交通、产业、环境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京津冀区域间要素自由高效流动配置上仍存在很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亟需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机制和方式，以构建高效、开放的要素跨区域流动机制为突破口，发挥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引领作用，促进京津冀优势要素充分涌流。
破除壁垒。完善公平竞争制度，逐步消除京津冀区域市场壁垒，构建一体化市场机制，削弱京津要素的行政传导效应。通过共建跨区域商品流通、资源（产权）交易、人才、资本、技术等共同市场、共享平台，引导要素资源在京津冀三地自由流通、充分流动，在协同发展中提升河北优势要素吸引力、聚集力，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内形成要素跨区域良性循环流动和优化配置体系。
搭建平台。加快推进京津冀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建设，搭建京津冀三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托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建设，探索工业用水权、林权交易、碳排放权、公立医院药品及耗材采购、海域权出让等公共资源信息和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方式，实现三地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形成跨地域、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协同管理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创新方式。围绕高端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探索京津冀跨区域流动的机制和方式，出台人才、技术引进专项政策，并在相关要素参与成果应用转化收益方面提高标准，实施京津冀人才流动绿色通道、行政审批绿色通道，探索高端人才自由流动的方式、途径，形成京津冀三地人才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
创新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机制，逐步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全域共享
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本质上是指公共服务资源的再分配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重组。京津凭借大城市优势，集聚了海量优质资源，相比河北处于高位。受各区域产业需求和目标定位的影响，三地对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与体系构建需求存有差异，在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完全均衡的情况下，应立足各区域现实需求，由局部到整体逐步推进，形成京津冀渐进式一体化公共服务发展机制。
跨区统筹。应遵循产业要素跨区域流动的规律，建立功能互补、标准耦合、区域联动的京津冀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围绕民生所需的关键领域，加快建立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制度，以公共服务提升降低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成本和适配成本。
渐进融合。针对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难点，在重点领域优先选择建立一体化发展目标，诸如通过建立微中心，散点式提升三地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再逐步向其他领域覆盖，形成“以点带面”立体式公共服务全域协同发展体系。
普惠共享。在协同发展中，围绕医保、养老保险等领域，着力探索京津冀三地养老服务财政补贴上“钱随人走”的新路径。同时，创新京津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机制，通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增强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活跃度。
创新协同治理机制，优化京津冀发展环境
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流动、产业发展、创新创业、民生改善都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既包括狭义的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基本条件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硬环境，也包括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社会基础的软环境。目前，京津冀已建立了环境应急联动机制，在水污染应急、重污染天气应对等方面协同配合、形成合力，跨界污染应对能力不断提升，联防联控机制走在全国前列。应深入拓展三地协同治理的领域，为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进一步加强京冀、京津、津冀交界地区生态环境管控，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加强雄安新区环境治理，重点做好白洋淀生态修复和保护，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雄安新区打好蓝绿底色。
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建立“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责任主体明确、补偿标准清晰、多主体参与的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采取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不断加大流域、生态涵养区的补偿力度，共建宜居、宜业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生态。
建立重大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社会风险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来源多样、构成复杂，更易与其他风险叠加衍生，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京津冀作为一个地域单元，要针对一些金融、医疗、保险等重点领域，协同分工，做好相应的预测、预判和预警工作，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精准化的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有效预防突发性事件，共筑社会安全网。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