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研究百年大变局，需要大局观，把世界与中国两个变局联系起来。百年大变局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力量对比大变局，包括大国间力量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比，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对比的巨大变化；发展范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向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巨变；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转变，主要是具有替代特征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发展。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其自身，主要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世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两个变局相互激荡。
中国领导人2017年12月28日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23日，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2019年的元旦献词中，他又强调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领导人为何一再提“百年大变局”这个议题？对于“百年大变局”的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如何把“百年大变局”放在世界与中国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视野下进行认识？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研究。
“百年之大变局”是一个大命题，它涉及的问题很宏大。分析百年大变局，既需要置于一个长时间跨度，又需要聚焦重要影响的大变化。本文以新千年为基点，梳理上个百年，审视这个百年，即从1900年至2000年的20世纪，从2000年到2100年的21世纪。在分析方法上，一方面对世界与中国之变分而观之，另一方面，把世界与中国之变紧密相连，以研究其同步与交织的特征。如今，在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世界与中国、中国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与互动性前所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百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良性互动。
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
按照本文的设定，让我们先从两个百年的世界之变进行分析，通过聚焦大事件、大趋势，总结出大变局的特点、规律和深层含义。
（一）20世纪的世界大变局回顾
20世纪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大变局都是惊心动魄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近代以来，欧洲依托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之变的中心，也是新世界变局的推动力量，制定了对欧洲和世界发展起重要导向作用的规则和秩序。但是，由于欧洲力量格局的变化，基于“国家本位”的新秩序并没有阻止欧洲再次发生战争。20世纪之初，欧洲列强激烈争夺，结成相互对立的集团，一场大战终于在1914年爆发，许多国家很快卷入战争，成为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年，30多个国家卷入，人力损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的损失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大国力量格局的结构，但战后建立的“国联”并没有在阻止新的战争发生方面起到作用，由于势力范围和利益的重新瓜分，反而为未来发生新的对抗播下了种子。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次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遍及世界各大洲，其规模和损失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才结束。
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最重要的力量格局变化是，一再挑起战争的崛起大国德国被彻底打败，借势强大起来的美国逐步确立了世界领先地位，基本完成了大国力量格局的转换。不过，这种沿袭大国争夺与战争的传统转换方式，让世界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
二战后，世界开启了新秩序构建的进程。重要的是，这次构建不同以往，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1942年1月1日，还在战争未结束的时候，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这奠定了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基础。1944年7月，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相继成立。在联合国框架下还先后成立了16个专门机构，涵盖经济、社会、法律、文教和科技等领域。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终结了西方列强建立的殖民制度，各国获得了独立，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鉴于所有国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也加入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其他国际组织。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国际制度，让世界进入了一个“有管理的新时代”。
不过，二战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形成了冷战，让刚刚从世界大战废墟中走出来的世界又陷入分裂与核恐怖的阴影之下。冷战持续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结束。冷战以“非战争”的方式结束，这使世界获得了“和平红利”。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开始自我膨胀，极力凭借霸权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构建“美式天下”的世界秩序。其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势力崛起，让世界陷入新的威胁之中。不过，过度膨胀的霸权野心也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力，长此以往，必然会力不从心，让美国从顶峰上跌落下来。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另一个导致世界格局大变化的事件。这场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并且以苏联为首结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东方集团”。在一个时期内，“东方集团”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创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并且以替代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新制度。鉴于此，在二战结束后，苏美反法西斯同盟分裂，陷入两大集团的对抗。冷战是两个制度的对抗，尽管冷战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结束，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消亡，历史并没有终结，特别是中国继续沿着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影响力不断提升。
20世纪具有大格局转变意义的大事还有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相互支持，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建造的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制度。独立后的民族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作为世界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本国的发展。为了开拓有利的国际环境，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和冷战分裂世界的格局，获得独立的国家做出多种努力，组成“非对抗性”集团，推动南北、南南合作。正是有了国家独立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有了如今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当然，在20世纪影响巨大的大事件中，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必须提及。那场危机是在世界经济（主要是欧美经济）发展的高歌声中发生的。未曾预料，其严重程度前所未有，从美国到欧洲，整个工业化世界陷入空前的大萧条，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就像一场大的浩劫，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胡佛总统签署法案，对2000种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其他国家也仿效，打起了“关税战”，让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尽管危机到1933年基本结束，但是，此后几年，世界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中。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英国都先后宣布终止一战以后建立的金本位制。同时，危机也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从此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进程。二战后，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多边体系的建立显然有着防止那样的大危机再发生的背景，也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货币混乱的纠正。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些改革和新体系建立，促进了二战后以市场开放、货币金融秩序稳定为主线的全球化发展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在新秩序之下，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发达国家成为引领经济、科技发展的主动力，同时，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发展政策，加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有的按人均收入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不过，二战后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传统发展方式之上的，体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更多的物品，为此，生产规模越大，则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越大，其结果，大规模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过量增加，导致资源枯竭；在对资源的加工利用中，排放废气、废水、废渣，导致环境污染，作为综合反映，导致气候极端变化。其二，后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采取跟进战略，实行“赶超模式”，由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现有体系，使得传统工业化范式过度膨胀，虽然实现了快速的赶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突出，迫使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
总的来看，20世纪是世界发展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年代。就百年变局而言，突出特征是，由动荡到治理。二战以后，尽管有着冷战的对抗，但以全球治理为目标设计的一系列国际机构与体系建立起来。不过，由于大国利益与战略上的分歧，基于大国合作的国际治理往往失能。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大多数国际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往往以国内法抵制国际规则，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合理，导致所谓的“治理失信”。
回顾20世纪变局的历史，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应记取的教训是：其一，大国争权、争霸必然导致大的冲突和战争；其二，霸权国家推行霸权单边主义，这必然导致对抗，特别是敌对性结盟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其三，世界需要走出“大国治理”的定式，构建广泛参与、以规则为基础、以包容为框架的新体系；其四，安全与合作、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永久性主题。
（二）21世纪的世界大势
回顾以往的百年之变比较容易，因为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而预测百年之变很难，因为未来具有很大的“不可知性”。面对大变化，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未来的世界将会如何？乐观者认为，这个世纪会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而悲观者则断定，世界可能会重新进入类似19世纪的大国纷争与战乱；怀疑论者则提出，未来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
虽然进入21世纪才不到20年，但世界大变局的一些大趋势已经很明显，它们大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现在开始显现，并会继续发展，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1．力量对比之变
新世纪伊始，2001年9月11日，美国突遭恐怖袭击，一架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顷刻间，大楼倾塌，大批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恐怖袭击。“9·11”恐袭促使美国发起世界范围的反恐运动，10月7日，美国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美国动员北约及其盟友参与阿富汗战争，直到2014年年底，美国才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不过，至今美军仍留在阿富汗。尽管美国宣布“反恐”战争结束，但是，恐怖主义势力仍然在一些地区猖獗，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
恐怖主义势力崛起是21世纪影响巨大的大事件，起因复杂。从直接原因看，与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膨胀，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式秩序”不无关系。伊拉克战争激化了中东的宗教矛盾，助长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兴起。专家认为，纽约恐袭是极端势力对美国强制推行“美国式秩序”的一种反抗，也是一种“警告”，更是一种转变。
2008年的次贷危机也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危机起于美国，很快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迄今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时期。这次危机被认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此言并不为过。从直接原因看，2008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本身出了问题，在自由放任政策下，由于缺乏有效监督，金融衍生产品过度膨胀，导致金融市场发生信贷危机。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则是经济结构大失衡的结果。鉴于此，后危机的调整与恢复才变得如此困难。后危机时期的矛盾增多，标志着全球化和以此为依托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最令世人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执政后实行“美国优先”战略，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从贸易、科技、人才、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施压，打出“美国不能输”的口号，这使得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遽然提升。美国这样做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科技、军力快速提升，力量对比发生大的变化。其实，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常态，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永久性高居第一。世界大变局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发生在国家力量对比之间，特别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鉴于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所反映的是构成国家综合力量要素的变化，且大国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演进中起着重大作用，此类变化往往引起系列反应。当然，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仅仅是力量的简单对比，还涉及力量的组成和性质，后者将直接决定各方对力量的感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便是出于这种对中国力量不同的组成与性质的拒绝，因为中国的政治治理、价值观等与美国不同。
我们可以把力量对比之变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观察。按照综合的预测，21世纪前五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世界力量对比的转变。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和分析力量对比的大变化。
其一，自西方开启工业化以后，世界的力量重心向西方转移，从欧洲到美国，组成发达国家集团。世界由此分为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然而，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根据预测，以GDP计算，到2030年，在经济总量最大的10个国家中，4个是发展中国家，前3个国家中（中、美、印），2个是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经济总量最大的前10个国家中5个是发展中国家，前3个国家仍然是中、美、印三国。重要的是，未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这是世界发展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变。
经济力量对比的大格局变化，从各个角度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下，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的发展方式、制度建构，乃至思想文化都起着导向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群体崛起，其所新体现与力争的不同利益、权益、治理、价值、文化等都需要以适宜的方式体现出来。
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有些会跃升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群体内差别也很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与传统的西方群体有着很大的不同。鉴于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一个共处的国际体系，因此，后起者并不要求推翻以往的体系、制度而“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其调整、改革，以适应变化的格局。显然，既有体系的不断调整改革应该是一个必然和自然的进程，新体系与规则构建必须能更好地体现后起者的利益诉求与他们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从这个视角观察，不仅维护现有体系有着相当的共识基础，推动其调整改革也应该有相当的共识基础。如果从理性的认识出发，力量对比变化和与此相联系的体系、秩序调整与变化，应该是一个开放与共商的过程，是非对抗性的。如果是这样，世界就会走出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走向一种包容共处的新文明。不过，国际关系的非理性特征与任性往往非常突出。因此，体系与秩序的调整、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原有体系与秩序的主导者，肯定会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且，这种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二，就大国力量对比而言，上个百年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力量不断提升，由超越英国，打败德国、日本到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21世纪上半期，最有可能的变化是中国的综合力量超越美国，排在前三群组的国家可能是中国、美国、印度，老牌的欧洲国家大多被挤出前5位。从大国结构角度看，排在前三的国家中，有两个是非西方大国，这无疑是自西方工业化以来最重要的力量格局转变。
从以往的历史看，力量转换会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20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崛起的德国挑战既有秩序，结果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下半期，主要是美苏争霸，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在21世纪，会发生中国与美国对抗吗？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的情况下，中国会全面挑战既有秩序，替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吗？这当然是世人极为关注的大局。中国一再宣称，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争霸、不称霸，做新型大国，但美国并不会轻易相信。因此，构建新型关系，需要双方对接与契合。其实，在中国有了明确定位的情况下，关键是美国如何处理。目前，特朗普政府决策者采取了对中国“极限施压”政策，力图阻止中国国力继续上升，这样，矛盾会激化，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会增大。
力量转换导致现行的霸权衰落，这是个规律。人们对霸权秩序不满意，对大国加剧竞争深表担心，特别是对“世界无序”充满疑虑。从以往的历史看，大国对抗极易发生战争，而新霸权的确立总需要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特朗普政府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号，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战略与政策操作，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为此不惜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终止原有的条约，对认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采取制裁、施压、封堵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做法极具对抗性。面对这样的形势，人们自然会发出疑问，未来会发生类似上个百年的大战吗？世界能否以“非战争方式”走向人类新文明，实现“霸权的终结”呢？这些都是21世纪绕不开的大议题。
其实，力量转换的最大影响是导向问题。世界未来的发展会是由传统的西方导向转为“非西方导向”吗？自欧洲工业化以来，主要是西方导向，包括发展范式、价值观、国际关系理论等。所谓“非西方导向”的含义是什么？会不会改变国际关系中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发展起“和合共生”的新关系呢？
重要的是，分析21世纪的力量大变局，不能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国家力量上。除了国家力量之外，还有越来越有影响的“非国家力量行为体”，这包括大公司集团——许多都是“富可敌国”，业务、财富和人员构成遍布世界；跨国商业网络——超越国家边界，运行于云空间；非政府组织——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庞大的联系网络；还有极端组织、恐怖组织集团等。在许多情况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甚至超过单个国家，包括一些大国。不同的行为体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大公司集团，往往通过市场行为导向影响政策，或者通过利益关系影响政府政策方向；跨国商业网络可以通过其“内部系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推出“准规则”；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有影响力的游说对政府政策导向或者社会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还有极端势力集团，利用网络进行联络和开展活动，组成国际势力；等等。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以多样性存在，其作用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其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视。
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2019年2月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指出，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版图正发生剧烈变化，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慕安会”会议主席沃尔夫冈·尹申格尔提出，我们这代人似乎正在经历国际秩序核心部分的重组。据笔者的理解，他所指的“国际秩序核心”显然是指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大格局。他同时还指出：“危机在于，旧世界正在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状况就会层出不穷。”
2．发展范式之变
西方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行列。这种追赶型现代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物品为目标，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物品的生产和对物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事实表明，这种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出现了“发展范式”的危机。
再则，财富的分配也出了大问题。全球化创建了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间，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使得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使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现实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反全球化的势力、民粹主义势力，以及极端势力也在滋长，甚至形成很强的政治势力，或具有跨国特征的极端势力集团。如今，世界的相互连接越来越紧密，一些国家、地区以及族群的问题与其他的国家、地区与族群交织，形成了对世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
传统发展范式需要改变，但创建新的发展范式是一个长期进程。西方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及至价值取向等都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因此，改变是痛苦的、艰难的，进程也是渐进的、长时间的。同时，发展范式的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即并非完全抛弃现有的发展范式，而是在现有的发展范式基础上做修正与改进。在对现有发展范式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传统的利益集团会拼力保护旧范式，许多国家或地区也许缺乏创新或者接纳新范式的能力，要么被旧范式拖累而落后于时代，要么被再次边缘化，进而引起矛盾或者冲突。显然，激进的转变尽管非常需要，但难以实现目标。
新发展范式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21世纪注定是新发展范式孕育与成长的百年，重要的是让转变的进程不可逆，逐步取得成效。
分析发展范式之变，不能不涉及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可能是21世纪最具影响的变局，因为它所影响的是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据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在被访问的2万多人中，大多数人把气候变化作为头等威胁。据科学家研究，到21世纪中期，即2050年，如果不能控制住温度升高的趋势，那将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也与人类生活方式有关。有人认为，地球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先后有196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一致同意承担责任，采取共同行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防止发生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先后有183个国家签署，该议定书是落实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具体责任与承诺至2020年的行动议程。2015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安排。这三个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不过，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安排并非易事。比如，美国、加拿大本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后来都先后宣布退出。美国曾是签署《巴黎协定》的重要推手，但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他甚至明确表示，气候变暖是言过其实，美国不为减排买单。据认为，特朗普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争得“美国优先”的权力。
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防止悲剧发生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美、加特别是美国的退出，不仅自己不尽责，而且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事实上，气候极端变化的趋势还在发展，南北极冰川融化、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等都表明，气候极端化的加剧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将会进一步凸显，未来的变化令人们越来越担心。国际社会必须重聚共识，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列入议程，毕竟所涉及的是人类的共同安全。不过，在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冲到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人类悲剧”真的会发生，也有很多人试图置身之外，逃避承担公共责任。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3．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21世纪，最能改变发展模式、社会状态，甚至政治大格局的也许是正在进行的新科技革命。当前，我们还处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初级阶段”，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也被称之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为中心的技术群与以往不同，它是以创造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化推广运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
智能化不仅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且创造更新的生产方式。鉴于此，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解决。比如，废气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等等。从以往的发展看，新的科技革命推动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智能化技术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对世界变局所产生的影响。比如，一方面，智能化发展的优势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向少数国家与公司集团集中，从而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形成新的力量格局；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会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大网络，从而把更多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吸纳进网络圈。智能化会以新的形式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在物联网时代，公司企业需要构建互联互通的大数据传输网络和参与大网络分工。在此情况下，国家要发展，政府应采取推动开放、构建合作网络、打造基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开放网络空间的政策。
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明与利用必然会导致竞争加剧，进而会改变国家间的关系。比如，为争夺新技术制高点，获取优势，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优势的国家，会对后来者进行技术垄断或者技术封堵。当前，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必须永远保持第一，为此不择手段地打击其他竞争者，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技术封堵，对在5G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华为公司实行全面封杀。美国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中美关系的高度紧张，甚至对抗。
再则，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化会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从而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可能会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对改变人类基因技术的滥用，智能化武器与智能化战争），等等。鉴于智能化技术具有很强的超国家特征，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规则，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与执法机构，都是21世纪的新课题。
总的来看，21世纪的世界大变局是深刻的，带有突破性、转折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大变局的初始期，对于未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二、大变局中的中国
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中国衰落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无力应对，只好忍辱负重，饱受列强欺凌。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的“下行线”，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20世纪末，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此后，复兴的进程加快。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预计到21世纪中期，即2050年，中国将可在综合实力上居世界首位，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个大变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意义非凡的。
（一）20世纪的中国之变
对中国来说，20世纪既是灾难深重的年代，又是浴火重生的年代。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转折点是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和割让台湾。若从大变局的中国与世界关联视角看，1900年也许更有深刻的含义。是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朝统治者仓皇出逃，最后不得不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本息高达9．8亿两白银（庚子赔款），从而加速了衰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次年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不过，民国成立并没有为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反而军阀混战，内乱不止，在日本威逼之下，不得不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此后，内部动荡仍持续。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9·18事变”，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陆续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年，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占领中国达14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巨大，财物损失无计其数。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被赶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实现了稳定，开启了国家重生、重建的新征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振兴的进程并不顺畅，很快就被卷入冷战的漩涡，1950年，中国不得不奋起“抗美援朝”，出兵朝鲜，虽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此后，尽管中国不再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但外部综合环境并不好。先是被裹挟在冷战的漩涡里，后与苏联交恶，甚至发展到大对抗，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一战；与印度、越南因边界争端发生战事，等等。同时，自己内部也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难，直到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内外环境才开始发生巨变。改革开放快速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实现了发展上的腾飞，同时也找回了中国失去的尊严，到上个百年末期，中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纵观中国上个百年的历史，从衰败到重生，重要的启示是：其一，国之衰，根本在制度落后。当西方步入工业化时，清朝已是“病入膏肓”，谋图变革的维新运动也被扑灭。推翻帝制，成立民国，曾为中国走出困境带来希望。但是，此变之后，内乱不止，外患难敌，国之不国。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中国需要新的变革，建立新制度。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应运了这样的诉求。其二，新中国成立，结束内乱，由此才开启了国家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1978年的改革开放，所体现的是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和体制之变，从而使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二）21世纪的中国
21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代。2000年，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按美元计价，中国的GDP超万亿，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重回大国行列。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带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中国通过加入WTO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的步伐，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并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虽然奥运会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体育赛事，但它对中国来说却非同一般。通过举办世界盛会，中国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发展成就，而且向世界表明了要做新型大国的价值观。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含义很清晰，即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决心为实现世界的和平、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很快蔓延成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对危机，中国发挥了一个“新兴大国”的积极作用，推出了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综合计划，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走出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0年，按美元计算的GDP，中国超过了日本，这是一个具有大变局意义的变化。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走工业现代化道路，经济实力快速超越了中国，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格局。然而，这个改变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进行军事扩张，与西方大国争霸，侵略中国，力图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
二战后，战败的日本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复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实力远超中国，到2000年，日本的GDP还是中国的4倍多。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继续高速行进，到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到2018年，已是日本的2．7倍。当然，由于人口规模的因素，按人均计算，中国还远远落在日本的后面，但就力量格局对比而言，总量因素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动员能力。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明确、具体的规划目标。按照规划，到21世纪中期，即2050年，中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但并非遥不可及，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中国来说，2050年还具有另一层特别的含义，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满100周年，上下两个百年，中国实现由衰落到复兴的伟大转变。由此而言，21世纪上半期是实现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下来认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二者不可分开。两个变局“相互激荡”，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其发展与转变不仅改变自身，也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1．新发展范式与特色道路
中国发展范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场大的转变，不仅涉及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而且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需要与此相向而行的政治变革、社会转变与文化创新。就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但发展水平还处在由低向高的转变过程，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跨越，但财富分配的均衡与合理需要创新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走向新发展范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需要抓住时机，超越传统经济范式转型的定式，实现“跨越式转型”。同时，向新发展范式的转变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是全世界的事，需要各国的协调与合作。这一方面需要创建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各国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和承担责任。在这方面，形成国际共识与行动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大国，其转变的深刻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非西方大国的经济崛起，也体现在非西方大国的政治崛起。西方国家坚持西方特色的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中，不同的政治制度本来应该、也是可以并存与互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的西方学者断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将主导世界，由此得出了“历史的终结”论断。事实证明，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如今，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了现代化政治构建的理论和实践，并力求把中国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结合起来。在政治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将会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如何把握经济社会转变与政治转变的均衡；如何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把现代、传统与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创建多样性世界的政治共识与协调合作关系等等。这些既是中国本身发展的探索，也是世界发展的探索，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影响首先突出地体现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作用。比如在经济上，由于中国人口多，规模大，无论是总量的增减，还是单量的增减，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成功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中国走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发展道路，对于多样性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对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提供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学习与借鉴中国的经验，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方式。这样，多样性政治就有了站得住脚的范例和被认可的存在合理性。中国的政治建设是开放性的，是不断进行改进与改革的。不过，尽管如此，出于政治歧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特色道路还是有着很强的政治警觉和抵触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改变唯我独尊、唯我优越的价值观，在大变局时代，接受世界多样性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秩序的调整与变革等。但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不会另起炉灶或者推翻它，但是却会通过新的倡议或者行动做出新的贡献；作为大国，特别是综合实力居前的大国，必然力争对世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或者引领性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即便中国声言不争霸、不称霸，也必然会引起其他大国，或者利益竞争者的反对与对抗。现在，有的人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者”，其含义很清楚，就是指中国试图修正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秩序，他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试图推翻西方制度的“百年马拉松”竞争对手。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认定，中国所要构建的是恢复明朝时期的朝贡体系。这些论调表明，美国难以接受中国不断提升的力量、影响力和利益诉求。
2．构建新型国家关系
中国一再宣誓，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积极推动基于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结伙不结盟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不结盟，是冷战结束后，面对极具对抗性的国际形势，中国推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一个创新，也是中国推动冷战后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的行为。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于是开始大力推动“美国治下的和平”，先后于1991年和2003年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于1999年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于2001年出兵阿富汗，并一再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等等。显然，军事手段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重要选项，在此情况下，中国推行的伙伴关系建设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拓展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空间，又避免了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对抗，也同时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的“公共产品”。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具风险的关系。在大国力量对比转换中，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最为明显，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不断缩小。据预测，依照目前的趋势，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便可超过美国。中国的超越尽管还是趋势，但已经引起美国的反弹。在奥巴马执政时就开始采取行动，把应对中国的崛起作为重要战略，推出针对性很强的“重返亚洲”军事部署，打造不包括中国的高标准自贸区（TPP）。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推出近乎全面封堵中国的措施，在贸易领域对中国制裁，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设置壁垒。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认为，“NEW COLD WAR”已经开始，未来将是一个大国对抗的时代，甚至不排除发生大战。
如果未来沿着这样的大趋势行进，那将是一场灾难，重复20世纪战乱的悲剧。不过，也要看到，在一个相互交织与依赖的世界，“一损俱损”，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协商谈判的空间很大，似乎没有一方愿意突破“不冲突”的底线。特别是中国，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而是继续坚持开放、合作的大方向。这样的“非对称性对抗”，也是20世纪所没有的。
其实，一个霸权大国不可能永久保持其主导地位，霸权衰落是必然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在面临新竞争的情况下，虽然美国尽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但从发展的趋势看，采取单边主义政策，或者对抗的方式，并不能提高其地位，只会加速衰落。从这个视角看，尽管美国“退群”、让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无奈的调整。但是，一旦退群和失去盟友的支持，美国不但会失去“道义制高点”，而且还会被“边缘化”，这也是其难以承受的代价。从未来发展大趋势观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肯定会发生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完全排除在外，新的体系会具有延续性和包容性。21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力量格局对比的变化，因此，处理好新型国家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
3．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对中国来说，实现民族复兴，建成现代化强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也必定会提出自己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张，并为之而付诸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就与其他国家一起提出基于新型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代提出了构建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的主张，90年代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中国又先后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要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根基。“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体现了中国人对新世界秩序的追求，既是面向未来的理想，也是基于现实的行动。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与百年大变局紧密联系起来的，被作为中国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结 语
“大变局”是21世纪的主调。就世界格局与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由西方主导到非西方主导的转变。尽管我们对非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与秩序还很难说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必须为这个大变局做好准备，并且确保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明确表示，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的确，确保21世纪之变是和平的、发展的和安全的，应是世界各国应对大变局的基本共识和共同责任。就中国而言，既是大变局的主体，也是大变局的客体。作为主体，中国自身会经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变，成为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客体，中国会努力推动现行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因此，中国必须担当好两个角色，把握好变化的大局，让世界变局与中国变局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这既是挑战，也是责任。毕竟，以往还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样做过
（本文转自：《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05期）
（作者：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