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碎片化、混乱无序严重，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这个世界是继续开放还是再次相互封锁？大国是从竞争走向对抗还是维持竞争与合作共存局面？2019年是世界大变局向纵深发展的“转折之年”，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
世界政治外交层面的重大变化
2019年全球政治外交层面重大变化俯拾皆是，哪些特别值得关注且将对2020年及以后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美国以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作风日益严重，对外战略继续“分叉”发展：一方面无视全球治理需要持续收缩“退群”，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引发与其他大国或中等强国的种种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对中国发展的战略焦虑加深，对中、俄奉行强硬打压政策，大国关系持续恶化。
其次，欧盟面临更多、更紧迫的分裂危险：英国脱欧一波三折;波兰、意大利、北欧国家等传统政治势力式微、分化，极端政治势力正在掌权或进入政治中心;德国陷入类似二战前困境，继续做“欧洲的德国”还是做“正常的大国”，已经摆上德国政治议事日程，这对欧洲乃至世界未来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意大利等国经济堪忧，一旦经济崩盘，欧元和欧盟的分裂与重组将是大概率事件。
再者，中东局势更加动荡，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门等地宗教派别和部落之战愈演愈烈;IS等恐怖势力虽遭严重打击，但在以碎片化、区块化、个性化趋势发展。美、俄、土耳其、沙特、伊朗、以色列深深卷入地区矛盾与冲突，中东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敏感，石油价格上涨已成趋势，不仅增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而且给中东带来战争风险。
可以预见，2020年世界地缘政治博弈将更加激烈。但由于世界尚处“大变局”前期，大国全面对抗概率依然很小。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都面临更大动荡，不能排除“灰犀牛”扑面而来，需要高度警惕。
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灰犀牛”隐现
2019年世界经济金融风险积聚，国际货币体系较量更加复杂、激烈，加剧了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再次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经济下行难以逆转。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受到严重打击，加上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叠加、全球生产链调整和主要经济体经济转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程度不同的经济放缓等困难。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采取宽松政策至今，边际效应递减，然而苦于没有替代措施，不得不继续量化宽松，导致大国货币政策错配、资本市场动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遭受外部资金大进大出的失控局面，金融风险日益增大，债务危机包括欧元危机的风险时刻都在，2020年引爆区域性乃至世界金融危机的概率上升。
美元独霸世界货币体系的危险性日益突出。美国把美元占全球支付、储备、结算60%以上的金融优势“武器化”，动辄使用金融制裁对付别国。美国基于国内法实行“长臂管辖”，加强对与伊朗进行石油贸易的企业、银行进行制裁，迫使主要欧洲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等合作建立独立支付体系，以规避美元制裁。这是各国希望建立多种世界储备货币和不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反映。
加上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2019年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十字路口给各国出了难题。2020年世界或更加不太平、不确定，一些“灰犀牛”危机隐约可见。欧盟的意大利、西班牙，拉美的智利、委内瑞拉，还有部分亚洲国家，都已出现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迹象。如今世界经济金融的相互依赖和迅速传导，使国别危机和区域危机能迅速蔓延，主要经济体和跨国公司投资更加谨慎，观望成为主流。
“大变局”下中国该怎么办
面对全球化十字路口的大变局，中国如何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济如何继续稳中有进，并对世界经济增长持续做出贡献？
第一，中国对世界大变局特别是经济下行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忧患意识增强，经济战略布局正在调整。中国决心继续做好自己的事，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从自身经济发展、全球产业链位移、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考虑，提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倡议，力所能及地提供各国亟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二，中国经济这两年向以内需为主调整，这增强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抵御世界经济动荡的能力。可以预见，20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会少于历年的30%。同时，中国加大对科技和基础研究的投入，2019年研发支出已占全国GDP2%以上，且逐年增加，在一些关键领域，这一比例还会更高。尽管困难不少，但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看好，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和战略定力。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竞争形态等方面变化。2019年主要经济体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太空和海底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能力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全球化十字路口的选择离不开技术革命的方向。中国既有成为全球生产链一部分带来的技术积累，更有后发优势。尽管2019年遭遇美国科技封锁，但中国科技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在部分领域突破的可能性增大。
从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历史进程看，现在世界还处在“大变局”前期，国际政治经济和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加强，需要对大趋势和行业发展趋势做认真观察和思考，不断学习或总结发达国家和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
(作者是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