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人类以及所有生物存在的生命资源。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哺育着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考察和发掘长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传承长江千年文脉，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长江绵延6300余公里，从西到东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几大地理单元。长江流域河网密集，拥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黄浦江等众多支流，沿着长江还分布着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重要湖泊。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贯通名川大湖，在北纬30度区域形成一条贯通东亚大陆三级台地的“黄金水道”。这种水热同丰且交通便利的独特地理和生态资源，既有利于灌溉，又能提供航运之便，无疑为文明发生和文化生长提供了良好自然条件。
水稻驯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革命”，它让人类有能力获得相对稳定和丰富的生活资料。目前，全国考古发现多处8000年前的水稻农业遗址，绝大多数位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稻谷，为人口繁衍生息提供了食物支撑，形成了繁星点点的农业定居聚落，随之向四周辐射传播，逐渐形成各区段文明，如下游江浙一带早期的农业文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游偏西直达上游川东地区的大溪文化，等等。农耕经济所支撑的稳定社会结构，使得文化和科技的创造、积累成为可能。其中良渚文化以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为代表的专门化的手工业，具有文字风格的刻画符号，大型人工营建工程及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为特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重要实证，在中国和世界文明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耕牛的使用，让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得到更好发挥，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竞起。楚，一个盛极一时的南方大国，一种开放融合的文化，在春秋时期形成造型独特、纹饰华美的楚式青铜器风格，在战国时期开创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体。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州出土，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先秦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国外学者赞叹：“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的一切猜想。不仅其制作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这一重大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先民在文化、音乐、科技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纪中华文明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那个时代世界音乐文化的高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化高度。
荆楚文化孕育于长江中游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环境中。图为湖北省随州市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米、高2.65米，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程的双音，整套编钟音域可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是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代表性文物。视觉中国供图
至秦汉时，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区的共同发展推动长江文化在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秦汉文物，特别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使人们对秦汉时期长江文化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服章之美，承千载风华。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素纱丝缕极细，重量还不到一两，“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是迄今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的丝织品衣服之一。服饰既是人类基本生活要素，凝聚着劳动人民的匠心与创造力，也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这件素纱襌衣，从养蚕、缫丝到织造，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不仅代表了汉初长江流域的相关工艺水平、社会分工和生产组织水平，也蕴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两汉以后，我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转移。西晋永嘉之乱给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带来沉重打击，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风俗制度和劳动力，大大加速了长江流域的发展进程。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发生在中唐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奔。唐代诗人李白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虽然唐王朝政治重心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转移，但“安史之乱”的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北宋靖康年间，金军攻破东京，史称“靖康之难”，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带来了第三次大规模“南渡”。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长江流域自西至东，都成为接纳北方移民、承继中华文化薪火的基地。宋室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四方士民辐辏，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正是世世代代华夏儿女以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毅与朴诚，创造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壮丽图景，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化圈，涉及教育、科举、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方方面面。这一文化圈不仅代表着我国古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发展高峰，而且成为开启近代文化转型的有生力量。步入近代，工商文化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出现了早期的民族工商业以及工人阶级。
回望中华民族上下5000多年，无论是炎黄子孙的起源、中华文明的发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进程的演进，还是思想文化的兴盛、民族精神的淬炼，都离不开长江的哺育和滋养。一部波澜壮阔的长江文化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
更多内容，详见长江文化促进会理论与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文章《谈谈长江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