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长江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修复，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资源集中、人口集中、市场集中、产业集中、城市集中等发展优势，在沿江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地区间竞相开放、破除政策壁垒和统一市场建设，实现合理的产业竞争和分工格局，发挥长江经济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将其打造成黄金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1.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近年来，各有关方面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做了大量工作，沿线各地关停并转有污染的企业，坚决不批准新的有可能带来污染的重化工项目，长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如：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3％、37％、43％；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1.7亿吨、超过250种，运输量仍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固体危废品跨区域违法倾倒呈多发态势，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风险隐患加剧，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由我国大国经济特征和工业化发展阶段所决定，当前市场对重化工产品仍有广阔需求，因此需要协调重化工产业发展与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将重化工企业一关了之。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协调好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保护关系，要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致力于培育发展先进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长期以来，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是我国重化工产业的集聚区。从世界各国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生产力优化布局看，应在对化工企业采取“关、转、搬”等措施之外，对长江沿岸密集配置的重化工业项目采取集聚发展、集中环保的措施。通过在产业集群中建设环保处理设施，对这些产业固有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不仅可以提高处理效率、推动环保产业发展规模经济，而且可以彻底改变长江流域经济带各地分散发展重化工项目、处处冒烟、处处污染的不良发展格局。要推动解决这一难题，还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考虑针对地区产业转移的利益激励机制。这种产业布局也能够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益助力。
2.提升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水平，使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种运输方式各自为政发展，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衔接协调不畅、彼此结构不平衡不合理”，“沿长江通道集合了各种类型的交通运输方式，要注意加强衔接协调，提高整体效率”。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当前，长江下游交通一体化程度较高，但是上中下游之间还缺少足够发达的高铁客运和重型货运铁路，整个长江流域运输体系的衔接不够畅通。
要将长江经济带真正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的黄金运输带，建议建设横贯东西11个省市、蛛网般连接的高速铁路系统，加强长江水运系统的建设。内河运输成本大大低于公路运输成本，可用较少的投资实现更大的货物周转量。目前因种种原因，尤其是市场分割的缘故，高企的物流成本阻隔了长江中上游与下游地区形成完整的国内价值链，整体性降低了中西部水运成本优势。大力发展水运，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市场分割问题，形成完整的国内价值链，从而推动我国东中西部经济一体化发展。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港务集团公司，整合沿长江水运资源，打通长江黄金水道，改变货物运输节点分散、恶性竞争的局面，降低运输成本，推动传统制造业转移，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3.推动沿江各地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并提出，要深刻理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要义，各地区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按照政策精准化、措施精细化、协调机制化的要求，完整准确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缩小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同发展，要从建设国内价值链、促进产业链分离和生产环节的产业转移三方面重点着力。过去长江经济带的下游沿江沿海地区大量企业为国际代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利用国内市场、以内需为依托建设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过程，建立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在国内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下，逐步建立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国内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往往以本土企业为主，经营利润大多留在国内，而不是汇出和外流。本土企业因掌控技术或市场，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为继续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在国内价值链下，利用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纵深，可对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进行集约式整合，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内循环的产业间关联效应，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后，随着国内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逐渐成熟，在扩大向东开放的同时，可以通过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向西开放，沿着“一带一路”进行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加速中西部地区市场发育和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曾有观点认为，按照价值链方式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被转移的地区是否只能被动接受相对落后的产业，没有机会摆脱落后，更无法赶上发达地区。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产业梯度转移是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如果政府强行将一些高附加值产业迁入中西部地区，而当地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无法匹配，那么，这种转移只能以失败告终。而且，被转移的所谓落后产业，往往只是在转出地相对缺乏竞争力，对于某些转入地而言，其技术优势仍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些发生转移的企业能够成功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国内价值链，那么这些企业的规模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有利于缩小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
4.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要简政放权，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清除市场壁垒，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要探索一些财税体制创新安排，引入政府间协商议价机制，处理好本地利益和区域利益的关系。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建设长江经济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影响资源和要素流动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和技术的因素，如地形地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另一类是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等。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重视提升各区域之间基础设施的衔接性和通达性；要通过进一步开放和改革，破除各地已经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有利于促进打破制度分割状态，加速推进市场一体化；制度障碍的消除和分割状态的改进，反过来能够有效推进基础设施跨区域合作，有利于技术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得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因此，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措施。
完善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机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进：从具体项目合作开始，探索合作机制。在推动具体项目过程中积极探索，坚持市场导向，逐步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发展企业在区域间的自我联合、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机制，让企业成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将产业集群升级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集群是模糊地域行政边界、实现按经济区域“极化—扩散”增长的现代生产力配置方式。在当今开放型经济中，产业集群还与全球价值链交互耦合，在共同的演化中实现高水准的产业升级。此外，政府要加强领导、强化体制机制，鼓励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合作，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规则，打破区域间贸易投资的政策限制，为资源和要素合理流动搭建平台。
（作者：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