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此时你会选择救谁？
关于“电车难题”，自然主义的“人是目的”缺乏现实操作性，功利主义又难以契合我们的伦理感觉，虽然这些年做了大量的讨论，我们还是会陷入“怎样做都行，也怎样做都不行”的道德焦虑。类似的问题，我们争论最后，往往还是回到了起点：也许每个当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直觉去对待，只要能讲得出理由。但是不是只要讲得出理由，便一定可行？究竟是否存在某种能够统一多种理由的、更根本或更高尚的理由？如果有，怎样才能找到它呢？这样的理由会不会最终也不过是现实“博弈”的结果？那么在各种事关价值判断与抉择的场合，是否有真理和正义可遵循？
有人说电车难题的设计本来就是有陷阱的，它在无知之幕下，避开了多元的社会现实。现实中，人类的道德决策往往是根据事发时情境来确定的，它难以被预估。我们拒绝回答这类问题，因为这种试验太过残忍，直接挑战了我们脆弱的人性，而在现实中面对这种突发的难题，人们更多的是靠情感或者本能作出反应的，所以每个具体的人其选择必然是不同的。
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猛的今天，如果电车难题里的车是一辆自动汽车，那在碰到类似的情况时如何处理呢？是不是要设计一套“道德算法”呢？此时生命权冲突的问题恐怕不能回避。现在关于这类问题的法律探讨，大部分是主张跳出纠缠不清的、具体的生命衡量的哲学困境，跨越违法性和责任性判断层面，而在构成要件、规则、排序等客观的层面去寻找可行性路径。这样的探讨基本都是在肯定技术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涉及根本性的价值评价，但即便回避电车难题这样的极端案例，“救车内的人还是车外的人”问题不回答，也实在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法律如何体现道德，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道德，这些问题争论了上千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基本要求，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实施，还需要不断追问、反复斟酌。道德立法的限度这一难题，其另一面，实质上关系到我们如何合理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划开一条界线，使二者既能融合但又保持合理的距离。
结合自动驾驶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动驾驶汽车注定要上路，那么面对这个问题，算法的决策者不可能没有任何倾向，毕竟完全的道德自治意味着可以故意选择不道德行为，进而可能危及法律维护的道德底线。另外，一个“黑箱”的结果是难以被接受的，程序在车祸发生时的决策过程应向公众开放，仅靠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是很危险的，普通人应参与进来，为这个与每个人性命攸关的决策进行公开讨论，而法律的制定也必须再三地考虑人权。
当然，诚如法哲学家戈尔丁所言，从道德上谴责一种做法，到认为应从法律上对其加以禁止，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无论我们的法律如何设计，其结果也许仍难以满足伦理完美主义的设想，但是至少能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这也正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