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党校的课程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来讲授：一是党校领导和专职教员。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包括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徐特立、罗明、李维汉、冯雪峰、成仿吾、李伯钊等人都承担了讲课任务。当然，这一时期专职教员极少。二是受邀请的其他部门领导。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邀请了毛泽东、陈云以及顾作霖等人来讲课。在省级党校，也借鉴了这一做法。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即邀请了方志敏、万永诚、关英等人来讲课。就苏区时期而言，党校的讲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统一
开办党校的目的，在于让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从而进一步坚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安源老工人易友德后来回忆，安源党校开办期间曾有一门课叫《社会进化》，“讲课内容是从历史讲起：（1）野蛮时代；（2）渔猎时代；（3）畜牧时代；（4）农业时代；（5）工业时代。在讲各个时代分别讲政治、生活、组织、生产情况，并结合现实情况讲。”这个回忆虽很简单，但从讲课的内在逻辑看，明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脚点在于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就将学理性与政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到了苏区时期，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如董必武为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时，从“猴子变人”一直讲到“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他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个人的体会，“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个讲课，则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从而讲清楚了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等现实问题。还有一堂课是《社会科学》，由杨尚昆讲授。学员肖锋回忆，“班主任（即杨尚昆）给我们讲社会科学，……还问大家有没有神鬼？同志们七嘴八舌讲不出道理来。班主任讲，我们党是信马列主义的，世界上没有鬼神。鬼神是从古代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到今天资产阶级反动派欺骗人民、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穷人求神拜佛仍然受穷，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才能翻身解放。老师把这些道理一摆，我们都口服心服。”在这里，杨尚昆同样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以此来阐述苏区为什么开展土地革命和反“神权”斗争的原因。
实际上，党校传授的不是一般知识，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的也不是一般能力，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苏区时期的党校看，课堂上的讲授并不是单纯的政治说教或政治宣传，而是用真理、逻辑、规律去深化党员干部对革命的信仰、信念、信心，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员谭启龙回忆，“这次党校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我的收获却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我是抱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往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朱毛红军，为向土豪劣绅和挨户团报仇，为翻身求解放才投身革命的。通过学习，倾听中央领导同志讲课，自己的思想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是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为实现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从而使自己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可见，苏区时期党校在理论教育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
苏区时期，到党校讲课的同志大多是既有丰富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在授课过程中，他们往往能用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或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因而真正做到了释疑解惑和价值引导。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毛泽东曾给学员讲授《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在讲这个课时，他首先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讲起，同时紧紧围绕当时农村革命这一实际，来阐述“我们的国情与别国不同，革命道理也就不完全相同”的道理。因为他所讲的课是学员最关心的革命理论问题和革命实际问题，加上“他的讲课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又有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学员普遍反映：“听毛主席讲的课，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越听心里越亮堂。”陈云在给学员讲《职工运动史》时，同样能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他在讲五卅惨案的时候，就曾以大量的实例来描述当时工人的勇敢和不怕死，并以此来阐述“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产生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在分析五卅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时，则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做同盟军，革命才能胜利”。这样的讲授，很容易唤起学员毕业之后要深入农村、深入做群众工作的自觉。在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方志敏的讲课同样令学员难以忘怀。学员饶玉鸾回忆，“我于1932年5月参加了省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方志敏同志每隔一星期就要亲自上一次课，他的讲课通俗易懂，又慢、声音又大，使我们接收快，收获大”。为什么方志敏的课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他的课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做到释疑解惑。
值得注意的是，苏区时期党校还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把党校的小课堂与社会的大课堂结合起来。除上课外，学员还必须“参加社会活动和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众工作”。学员李坚真回忆，“我到党校的第三天，就被派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当地党支部建立了联系。董老（即董必武）十分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他要求我们帮助周围的群众挑水、砍柴、送肥、浇菜，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就去帮群众劳动”。而学员李宽和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回忆说：“学员到党校报到之后，全体师生由校部分班编组到长汀、瑞金等乡村去搞扩红（即扩大红军队伍）和归队运动。在学习期间，也是一面集中学习，一面深入乡村开展宣传工作。”当然，还包括学员到粤赣省实习，他们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别到独立营、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群众家里，进一步了解情况，深入开展实地调研。上述实践，有利于学员实现“向老师、同学和校外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到阶级斗争知识”的目的。实际上，这同样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另一种教学形式。
坚持传授性与启发性统一
理论传授不等于填鸭式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要靠死记硬背，而是要创造性地学，要融会贯通，特别是要运用理论讲授、问题研讨、调查研究、自学等方式来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苏区时期，各级党校就是这样做的。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鼓励学员到调查研究中去思考理论和现实问题。1933年7月，第一期高级训练班学员到会昌县招财区调研。在那里，学员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受敌人破坏和天灾影响，群众生活很困难，田岸、河口、新溪三个村庄有35%缺粮户。早稻被敌人抢光，晚稻未熟，人民挨饿，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为此，他们联名向会昌县委写了报告，同时将情况以书信方式向该班党支部书记汇报。最终，调研小组的报告和建议得到了董必武和会昌县委书记的重视，也使学员们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宗旨和思想。与此同时，党校还鼓励学员之间开展研讨交流，同时注意引导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当时，上午和下午分别是听课和讨论时间。听课的时候大家都认真记笔记，不懂就问，讨论的时候积极参与。通过讨论，最后达到了互帮互学、解决问题的目的，从而提高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仿吾讲完《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学员们“讨论起来很热烈”。有的学员问：“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物质，为什么还要讲主义？”总之，“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整天争论什么是辩证法”，甚至“晚上睡觉还争论不休，查哨的来通知熄灯，还在床上继续争论”。至于省级党校，也不例外。如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学员徐大妹回忆：“学员分三个班，每天听课后就分班讨论。晚上有时也开讨论会，没有灯，燃松光照明。白天讨论时，有时在草坪上，有时在山上。”广泛地、深入地研讨交流，往往使学员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
正是坚持了传授性与启发性统一原则，不仅使学员接受了先进理论的武装，也使他们将自发的革命实践逐渐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学员刘俊秀回忆，“几年来搞农会、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只是凭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与敌人斗，革命道理懂得很少。通过这次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读书，使我的视野看得更远了，胸怀更开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