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名目繁多的文艺评判机制。表面上看，充当“审判员”的往往是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但历史证明，只有经得起人民评判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作品。
●“人民文艺”是一种最能反映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既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载道论、娱情论，也不同于西方的神意论、表现论，而是在广泛吸纳历代优秀作品中或隐或显的、朴素的人民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文艺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个重要论断，围绕文学艺术为了谁属于谁、文艺作品的好坏由谁评判、文学艺术的历史由谁撰写等一系列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鲜明回应和深刻阐述，从文学艺术的起源、生产、功用等方面阐释了文艺的人民属性，既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深思。
从文艺的起源看，人民是文艺的创造者
一般来说，文艺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创造活动，不仅需要有专门的创作技巧，而且要有某种天赋才能，因而非有特殊创作或鉴赏能力者不能从事文艺活动。柏拉图就认为文艺创造是一种神灵附体的迷狂行为，康德则认为文学艺术属于天才的创造，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也强调“诗有别才”。应该说，这些理论触及文艺创作的某些特点，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将文艺神秘化的解释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起源上看，人民才是文艺的真正创造者。文字是文学的载体，而文字正是劳动者的发明。造字的方法很简单，最初就是“象形”“会意”。史官出于记事之需要，将民间的文字采集起来，以代替之前的“结绳而治”，文字开始被专门化。至于文学家用文字来写“佳句”，完全是坐享其成。文字的功用日见其大后，却被某些人收揽，他们不但用种种手段将文字神秘化，并且严格限制平民学习和使用文字，从而使得文字变得越来越神秘玄奥、堂而皇之。
事实上，的确存在不依赖文字的文学和不识字的作家。鲁迅说过：“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诚然，这样的“作品”还十分幼稚，却已是文学的雏形。事实上，《诗经》里的很多诗作，从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读曲歌》，唐朝的《竹枝词》《柳枝词》，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采录和润色后，留传下来的。
文艺创作实践表明，闭门造车与精品无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是对文艺创作方法的高度概括。人民是文艺的创造者，不仅是指人民是狭义的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更是指人民及其实践活动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中外文艺创作实践表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来自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可能是关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产物。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并非其作为作家的“创作”成果，而是其深入农村的“副产品”。抗战胜利后，丁玲主动请缨，先后赴河北怀来、涿鹿农村深入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领略了农民的淳朴、热情，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并产生了写作一部小说的冲动。丁玲后来回忆说，“我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这些生气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当丁玲从涿鹿县离开时，一幅当时中国农村的壮丽图景在她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丁玲又数次参加深入农村的活动，以检验自己的构思是否妥当，判断是否准确，人物刻画是否真实。
文艺发展史表明，经得起人民评判的才是好作品
古今中外，有名目繁多的文艺评判机制。表面上看，充当“审判员”的往往是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但历史证明，只有经得起人民评判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作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杜甫42岁时，殷璠编纂的《河岳英灵集》出版，共收录24位唐代诗人的234首诗，没有杜甫的一首诗。杜甫去世九年以后，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依然没有收录杜甫的任何一首诗歌。直到中唐时，杜甫才引起诗坛有限的注意。毫无疑问，是贯穿于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之作中的人民性思想，最终为杜甫赢得“诗圣”的地位。
当代作家路遥的文学史地位也是由人民确定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心血之作、生命之作，但在以现代主义为风尚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并不被认可。小说的第一、三部多次被退稿，第二部甚至没有获得在杂志上先期发表的机会。全书写完后，在被多家主流出版社退稿后才得以付梓，且评论界鲜有好评。很长一段时间，权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要么对路遥只字不提，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最近几年，随着《平凡的世界》发行量的持续增高，以及长期高居高校图书馆借阅榜榜首的纪录，路遥才获得了新时期以来“重要作家”的地位。也就是说，是读者持之以恒的热爱而不是理论界的洞见引领了路遥的回归。
从历史的高度看，人民文艺代表文艺发展的方向
人民在文艺之起源、创作和评价中的中心地位表明，“人民文艺”是一种最能反映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既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载道论、娱情论，也不同于西方的神意论、表现论，而是在广泛吸纳历代优秀作品中或隐或显的、朴素的人民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文艺观。
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不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之类为民请命的忧愤浩叹之作。但这些作品中的黎元、百姓，仍然只是文人知识分子同情的对象，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只有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主体”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时，人民文艺观才宣告形成。也就是说，人民文艺的产生，既伴随着也表征着一种新历史观的诞生。
人民文艺观既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实践，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为“人民文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赋予“人民文艺”以世界性、全人类的宏阔视野和全新内涵。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需要虚心拜人民为师，沉潜到生活深处，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与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作者：李茂增，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