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向崇尚和谐、和平、和合，以和为贵、和合善治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和合”，既是中华文化对于宇宙万物基本秩序的理解，也是中国人用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等各个层次人我关系的人伦法则。将这一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治理，便体现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统一观念和文治精神，以及在处理外部关系时的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思想。
“和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辩证法和人伦法则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之本源为“太极”，“太极生两仪”而有天地阴阳之别。阴阳是构成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源，宇宙万物无时不处于阴阳相交、刚柔相推的变动流转之中。宇宙万物通过阴阳调和、协调发展而达到的“和合”境界，就是自然界和人本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合”是融合、联合、合作，“和合”是和谐基础上的合作，“和合共生”就是宇宙万物和谐统一、共生共赢的完美秩序。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概括的正是宇宙和自然法则中的和合之道。这就是中国人对宇宙万物基本秩序的理解，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当然，“和”并不是单一、静止、无差异、无竞争。中国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因为有了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通过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产生新的成果；如果只有同类聚合，排斥异己，那么就会丧失活力，窒息生机。所以，“和”不是完全相同、毫无二致，而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通过良性竞争和协调发展而达成的更高层级的和谐统一。北宋初年大儒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充满了差异性和对立性，所以必然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斗争的双方最终还是要走向一个更高层级的统一体。这就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对立统一性的认识，就是中国人的辩证法。
中国古人主张，人类要依循自然规律行事，要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契合，所以“和合”这样的自然法则，也是中国人用以处理人我关系的人伦法则。《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在强调“和”作为人类社会至高法则的地位。依循“和”的法则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要追求“天人合一”；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就要强调“和衷共济、以和为贵”。当然，人我关系的和谐统一也是建立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孔子说“和而不同”，“不同”是“和”的基础，“和”的精神恰体现于“不同”的存在。人类社会既追求和谐相处，也强调求同存异，只有在“同”与“异”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和良性张力，才能获得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生机与活力。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就是中国人的人伦法则。
中国传统政治的统一观念和文治精神
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和合”理念首先体现为中国人对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的追求。战国时代的各派政治思想家们虽然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百家争鸣，但他们都赞成单一君主治理之下的国家统一，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构想。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但实现了先秦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构想，也为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制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后世的历代统治者，无不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为最高政治追求。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凡是国家统一之时，也是国力强盛人民安康之时；而国家分裂之时，也往往是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之时。因此，不仅仅是历代统治者追求国家统一和政治统一，普通民众也树立了“统一是国家之福，分裂是国家之祸”的坚定信念。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新王朝的出现一般是战争的结果。新的王朝依靠武力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但要想有效治理广土众民的国家，就必须转向文治。所谓文治，就是文明之治、文德之治。文治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道德、伦理、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更化善治”，其用意就在于：建立一套与国家需要相适应的道德文化秩序，以此作为实现“善治”的根本。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儒家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德治思想、君臣伦理观念为汉代的中央集权政治架构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强有力支撑，由此开启了长治久安的一代盛世。汉代之后，中原王朝屡经兴替，但历代统治者始终尊奉儒学为正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安顿人心、凝聚共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上下和合，世俗盛美”的善治理想。
文治精神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是一套选贤与能的选任制度。“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中国人自先秦时代就树立的政治理想，其中蕴含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一套有效的制度设计，把社会中最优秀的一批人选拔出来，输送到治国理政的岗位上，从而保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选任制度一向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从汉代推举“贤良”和“孝廉”的“乡举里选”制度，到汉末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确立的科举制，具体的制度设计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但是贯穿其中的文治精神始终未变。一代又一代通过选任制度进入仕途的治国理政者都是接受了儒家经典教育的读书人，这就决定了“和合善治”理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底色。
处理外部关系时的协和万邦思想
《淮南子》中记载了一个大禹如何宾服天下的故事：“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典故的由来。化干戈为玉帛，止兵戎致和平，在中国人看来是治国理政者妥善处理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代楚庄王的一个观点：“止戈为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武”字是由“止”和“戈”两字合成的，停止使用武器，制止暴力，才是“武”的精神之所在。这两则故事说明，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深深印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
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秉持“以和为贵”“以德服人”的原则。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政治原则。其后在战国时代，孟子进一步讨论了“王霸”之别：施行仁政以德服人为王道；凭借武力以力服人为霸道。孟子明确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王道思想代表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内表现为仁政爱民德化天下，对外则表现为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历代王朝都尊奉儒家王道思想为正统，强调“内修文德”为先，“外治武备”为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往往追求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尽量不开启战争。即便不得不开启战争，也强调“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追求以最小代价结束战争。三国时期著名的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便是实践“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道理想的经典事例。
“以和为贵”“以德服人”的政治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逐渐演化成为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合，所以强调待邻国如待邻里，彼此要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是所谓“亲仁善邻”。将家族和睦、社会和睦的人际关系推广到万国万邦，实现四海一家、世界和平，是所谓“协和万邦”。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法则和最高理想，也是今天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