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发生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类要恢复对自然的敬畏，进而真正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祛魅：从敬畏自然到支配自然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依附自然、敬畏自然到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转变。这一态度的转变除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一现实基础外，与西方启蒙理性所宣扬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密切相关。西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启蒙理性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其根本目的是使人们通过运用人类的理性和知识，从对神和自然的恐惧中摆脱出来，进而真正实现自立。但问题在于启蒙理性所宣扬的理性和知识只是能够指导人们操作性活动的技术，却要求把揭示世界因果关系和发展本质的知识当作无用的形而上学予以抛弃，“有用性”成为判断知识的唯一标准，这就意味着启蒙理性所说的理性和知识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排斥价值理性的技术理性。启蒙理性不仅把知识理解为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而且把自然理解为遵循机械规律运动和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而科学技术被看作是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的中介和工具。启蒙理性进一步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和追求无限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
在现代性价值体系看来，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只具有满足人类需要和实现人类幸福的工具价值，人类只要凭借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无限经济增长，最终达到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但是，一方面，由于现代性价值体系所说的“人类利益”，本质上只不过是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现代性价值体系把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简单化了人类幸福的丰富内容，同时它所追求的无限经济增长是以不考虑自然资源的限制为前提的。上述缺陷使得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没有给人带来所期待的自由和幸福，相反，它不仅造成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和唯科学主义盛行，而且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启蒙理性的“祛魅”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从摆脱对自然和宗教的束缚，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崇拜，西方现代化实践的结果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和效率的提高，但也是物的价值的上升和人的价值的下降。如何正确建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恢复科学和价值的关联，保障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成为人们反复探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又是一个对自然“返魅”的过程。
返魅：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伴随着对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实践后果的反思以及生态科学、系统论和协同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机械论、还原论思维由此受到批判，并使有机论、整体论思维得以兴起，这一思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意味着对自然的“返魅”。
1866年德国生物科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概念，揭示了地球有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这一观点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生态哲学的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是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所秉承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论的自然观，反对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主张世界万物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主张立足于“人—自然—社会”彼此联系的整体看待世界，认为自然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有机整体，也具有其内在价值。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和伦理学为基础，西方兴起了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等，虽然其具体理论观点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主、客二分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考虑自然的价值和权利，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
从对自然的“祛魅”到对自然的“返魅”，其目的虽然有要求人类放下自己的傲慢、恢复对自然的敬畏的成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历史性任务，最终落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并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只有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中改造和利用自然，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除了要求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变革之外，还必须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并确立新的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的生态价值观。
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不可持续、不协调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可持续和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就是要自觉抵制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追求珍爱自然、勤俭节约、低碳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本质上是确立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这又客观上要求确立新的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所谓新的技术伦理，就是要把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扬的用科学技术支配和控制自然满足人的需要的观念，转换成控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避免由于这些非理性的欲望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使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真正服务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谓生物多样性伦理，就是我们要放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自然的做法，在认识到自然界需要的基础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