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理念，就是管用的民主。在现代社会，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更主要的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作为治国手段，民主的管用性就是民主的有效性问题。自第三波民主转型开始，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就一直陷入无效治理的困境。由于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不管用，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土壤，因而制造了大量托马斯·卡罗瑟斯教授在《转型范式的终结》中提出的停留在灰色地带的“无效多元主义”危机，很多国家甚至秩序崩溃、四分五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自由民主的无效危机蔓延到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共识瓦解、社会断裂、民粹兴起，黑天鹅事件频发。自由民主的无效危机源于它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最严重的两个问题是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自由民主由于自身理论盲点，恰恰对这两个问题回应乏力。自由民主是一种依托于自由主义的民主观。自由主义是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贵族制和君主专制，所以自由民主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平等和限制国家权力，这导致它忽视经济平等和国家能力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盲点一：忽视经济平等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自由民主是一种认为统治和压迫只存在于政治领域的民主观，这使它忽视了民主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消灭了封建专制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后，统治的核心领域在经济领域。自由民主不仅没有将资本权力的垄断地位看作对民主的威胁，反而认为资本自由放任是民主的前提。冷战之后，随着自由民主观在世界各地泛滥，各个民主国家都不再重视资本监管和财富再分配，将民主仅仅等同于一系列政治自由指标。资本在全球流动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发展，一方面又造成经济发展成果没有全民共享。财富在各个国家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恶化了自由民主运行的政治环境，代表资本利益的压力集团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使国家政策无法平等回应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频繁爆发的民粹主义运动，就是全球化利益受损方对民选政府回应性缺失的反抗。
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党在无力抗衡资本的情况下，在战略上选择了从经济左翼向文化左翼的转型，他们不再聚焦于传统左翼政党关注的经济不平等议题，转向关注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身份不平等，这种战略转型无意中配合了资本统治精英的阶级瓦解政策，把马克思眼中具有统一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分化成一个个无法联合的身份共同体，这为经济危机中极右翼政党上台创造了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右翼政党上台总是对外战争和对内种族主义的前兆。右翼政党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它应对危机的方针不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财富再分配，而是通过向国外转嫁危机去满足国内人民的诉求。此外，为了保证本国资产阶级不受到大众政治的冲击，右翼极端领袖还会在民族国家内部寻找替罪羊，以此平息主体民族的愤怒。无论是对外转嫁危机，还是对内转化矛盾，右翼政府都没有真正解决造成危机的根源，即由资本积累逻辑导致的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应对贫富分化问题，需要走出自由民主的理论盲点，实行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努力使民主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盲点二：忽视国家能力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由于自由民主无视资本霸权对平等的威胁，它只能将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转化为中下层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身份政治与党争政治叠加，自由民主在世界各国普遍制造了政治极化危机。克服极化政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灭利益纷争的根源，另一种是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去整合利益冲突。第一种方法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第二种方法需要国家具有超越党派利益的自主性。自由民主将民主等同于竞争和分权，它很难正视党争政治在危机时刻的缺陷。自由民主的理论盲点和制度设计决定了越是在政治极化时期，它越倾向于放大而不是弥合党派私利，因此不仅无力解决政治极化问题，反而会将极化政治发展为否决性政治，在内斗中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撕裂，严重的，还会造成秩序崩溃和国家分裂。
要解决政治极化问题，需要克服自由民主的理论盲点，意识到国家自主性和建立在国家自主性基础上的国家能力是民主政府有效运行的关键。民主不是限制国家权力，而是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因此，民主的有效，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为前提，强调国家在整合利益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主导性作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自由民主那样从国家和社会对立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将国家看作民主的反面，刻意分散和制衡国家权力。
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是民主政治运行的载体。首先，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秩序、安全、规则和服务的有效政府，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向善治。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价值、宗教、族群认同的国家，竞争性选举模式的民主不是最佳选项。其次，现代民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只有通过政策输出才能变为制度绩效，这意味着应该把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和结果看作比制度模式更为重要的检验民主的指标。最后，自由民主强调国家的本源是个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个人都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在客观上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代表公共利益的只有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因为党派纷争和政治极化不能表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利益整合能力，无法维护公共利益，那这个国家就不是一个有效民主国家，自然会陷入政治极化的困境无法自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特色民主概念、理论和话语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