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在我国仍不同程度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其中，鼠疫、霍乱和天花属于甲类烈性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危害性大等特点。当时，鼠疫在东北、东南、西南的许多地区肆虐。1949年下半年，内蒙古察蒙租银地发生鼠疫疫情，并传播至河北一带。1950年初，福建华安、江西南昌、浙江温州等地均发生过鼠疫。据统计，1950年至1954年，全国8个省（区）有6868人感染鼠疫，死亡2268人，死亡率为33.02%（张义芳等：《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16页）。霍乱从1820年传入我国，至1948年的百余年间，我国发生大小霍乱疫情近百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灾难。在1939—1947年间，全国霍乱发病人数达81510人，死亡11762人（王育民、薛文华、姜念东主编：《中国国情概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592—593页）。新中国成立后，霍乱虽然很快得到遏制，但各地仍有零散病例出现。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共43286人，到1954年仍有13个省出现天花病例（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论》，《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此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以血吸虫病危害最大。到1949年，疫区遍及长江以南各省份，患者达12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例如，安徽贵池县一个村庄120多户，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到解放时仅剩1户4人（陈海峰：《中国卫生保健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20页）。
面对各类传染病的侵袭，党和政府带领灾区群众大力开展抗疫斗争，逐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抗疫体制、抗疫网络、抗疫举措、抗疫防线。
建立健全抗疫体制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疫斗争，始终把其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抗疫体制。一是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逐步恢复、整顿、发展医疗卫生机构，集中力量迅速控制和消灭危害严重的传染病。“预防为主”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卫生方针，体现出现代抗疫的政策取向。二是建立健全抗疫领导与防治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由党委领导负责的抗疫领导与防治机构。1949年10月，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组建，随后成立中国卫生防疫总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防疫站（所）等一系列防疫机构。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由该部下设的公共卫生局负责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县和市辖区等均设有卫生厅（局），其内部都建立了卫生防疫处。三是构建抗疫制度体系。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和政策，构建起抗疫制度体系。1951年4月，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19种传染病防治方案、《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相关规章制度。同年9月，《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颁布，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自上而下的抗疫网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我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自上而下的抗疫网络，包括专业性的各级抗疫组织、群众性的基层抗疫力量以及多样性的抗疫队伍。一是成立专业性的各级抗疫组织。为应对疫情，我国成立了自上而下的专业防疫队（站）和卫生组织。1950年初，卫生部依据全国疫情流行的紧急情况，及时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队（站）。到1950年底，我国已有88个专业防疫队，建成中央及地方防疫站61个。在县、区、村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所），“要求城市的每个街道和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机构”（《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二是整合群众性的基层抗疫力量。大力提倡恢复或建立群众性的医药卫生团体，如红十字会、医药联合会等，将各种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传染病。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改造的基础上，“以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面向人民群众，宣传并推广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为宗旨”（《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民族出版社，第3页）。三是组织多样性的抗疫队伍。各个灾区组织动员当地大批医生参与卫生抗疫工作。例如，皖北行署卫生局与军区卫生部抽调大批医护人员，组织医疗队深入灾区。党和政府还采取了学校培养、动员城市卫生人员下基层、训练失业卫生人员、动员中医、组织医务人员定期服务等措施，解决基层抗疫队伍不足问题。另外，卫生部在《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中强调要“就地取材”，整合“基干队伍”，提倡在不脱离生产的前提下参加抗疫斗争。
务实高效的抗疫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借鉴了我国古代应对瘟疫采取的隔离传染源、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方式，并结合实际采取了务实高效的抗击举措。一是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为防止传染病传播、蔓延，各地严格执行封锁隔离，杜绝疫情的扩大传播。例如，为应对察北鼠疫，北京市实施了严格的检疫封锁制度。一旦发现鼠疫流行，立即设立隔离圈和警戒线封锁疫区，对确诊者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留院观察。另外，严格消毒，彻底杀鼠灭蚤，也是切断传染源的有效手段。二是坚持中西医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医疗资源匮乏、药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尤其是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防治传染病，是新中国卫生抗疫事业的一个创举。中医与中药在抗疫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如1955年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常山县医院用“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腹水期病人，在52个病例中，症状完全消失或减轻的达37例（刘凡、正峰：《“腹水草”能治疗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6年2月13日）。三是推行预防接种。战胜疫情的最有效手段是疫苗研发与接种。通过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免疫力，阻止了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例如，1950年1月，卫生部在全国各城市以推广卡介菌苗接种的方式开展了结核病的预防工作，预防接种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北京的注射工作由各区分会动员当地医生组织注射小组，并嘱托私人医院为市民进行注射，郊区的注射则由防疫站负责，“按照卫生小组挨户集中注射，争取一人不漏”（《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的初步总结报告》，1949年12月）。
群防群治的抗疫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群防群治，逐渐构筑起较为严密的抗疫防线，彰显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一是大力开展抗疫宣传工作。做好群众性的抗疫宣传工作，是防止传染病流行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政府运用多元化的宣传方式，以报纸、快板、广播、口号、展览会等各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疫宣传动员。除宣传形式形象生动外，宣传内容多以真人真事为主，强化了抗疫知识在群众中的普及力度。二是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快速建立卫生抗疫体系，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清洁卫生运动，减少和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主要包括：1949—1952年以环境卫生清洁大扫除为中心的卫生运动、1952—1954年以反美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传染病等都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三是动员多方力量参与。在抗疫斗争中，“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1页）。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激发了疫区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
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鼠疫基本消失，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下降，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疫斗争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使人民群众养成了清洁卫生习惯，使科学的抗疫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付佳迪、安治民，分别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