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强调，全军要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认真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把握现代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
随着新一轮世界军事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和颠覆性技术军事化应用的日益普遍，现代战争的战争形态、制胜机理展现出新特征，要及时敏锐地把握现代战争规律的新变化、新动态、新趋势。按照界定战争、分析战争、应对战争的逻辑顺序来分析，现代战争规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战争概念之变、技术形态之变和作战方式之变。
1.混合战争得到广泛运用
混合战争之所以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大行其道，关键在于它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契合了信息时代的战争发展规律。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混合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得到广泛运用，国际社会和军事界对混合战争的关注日益增加。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概念，混合战争具有力量更加多元、手段更加多样、行动更加隐蔽、应对更加复杂等特点。
混合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综合性质，即将传统的军事暴力与非正规的对抗形式相结合，特别是恐怖活动、网络攻击、经济和外交制裁、信息破坏和其他破坏性影响的组合。混合战争使得战争界限和战场范围更加模糊，战争不仅仅在军事领域展开，而且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多维度”包括军事、信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子空间，且每个子空间都有自己的结构、法则、专业术语、发展方案。在俄乌冲突中，除了常规军事冲突的武装对抗，美国和北约还对俄罗斯发起了包括经济制裁、媒体压制、金融围剿等在内的多重手段的攻击。
战争方式的非直接特性贯穿混合战争的各方面。在战争的战略目的达成上，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将总目标分解为多个阶段目标，通过不同目的的达成实现总目标；在途径上，主要表现在幕后国家通过代理人等形式间接参与行动；在手段上，军事力量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出现，不到合适的时机力求避免军事手段的运用。其中非直接行动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经济、技术、信息和军事封锁，以及通过在敌对国家内部实施破坏行动，同时有效结合对极其重要目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破坏敌对国家的心理和物理平衡。
混合战争不容易被受害国察觉，即使发现自身受到影响，受害国也未必能对侵略国的行为进行实证。其隐蔽行动的目标是：在政治领域，攻击政党和组织及其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中所追求的路线；在社会领域，对社会不同阶层、职业、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以及宗教等群体之间进行分化和分裂；在外交领域，影响大使馆、领事馆、驻外贸易代表团、外交官、其他官员及其活动等；在政治-军事领域签订军事协议或条约、联合演习、举行军事应用活动的培训和竞争等。
2.新兴技术推动智能战争加速演进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技术形态之变是驱动战争形态和战争规律改变的主要力量。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以什么方式生产，就会以什么方式作战。战争技术形态追随工业化发展步伐，从金属冶炼技术支持下的冷兵器战争形态到火药的应用塑造而成的热兵器战争，从内燃机和电气技术支撑的机械化战争到以现代网络与信息系统为标志的信息化战争，逐步迈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无人技术共同推动的智能化战争。技术形态的变化以高新技术及赋能的武器装备为标志，塑造着战争形态的变化。随着新兴技术成果的出现及其军事化应用的普及，智能化战争的演进速度明显加快。新兴技术赋能的新质作战力量的涌现，打破了传统战争军事对抗的平衡，一大批新质军事能力异军突起，对原有军事行动框架范式和力量对比形成巨大冲击。
无人作战力量爆发式增长引发现代战争样式的变革。随着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信息导航技术的融合发展，无人作战装备大量涌现战场，越来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相较于有人装备，无人作战装备在减少人员伤亡、提高作战效费比、提高隐蔽性、增强持续作战能力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2020年的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无人机攻击亚美尼亚地面坦克的画面令人震撼；俄乌冲突中，一批“美洲狮”小型侦察无人机，还有很多军民两用无人机、仓促改装的商用无人机甚至是游戏版无人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战场。
“太空—网络”一体化技术拓展作战空间和支援空间。卫星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得战场信息的交互方式产生了颠覆性变化。
人工智能嵌入指挥链、杀伤链催生新的战术战法。智能科技带来的数据快速传输处理和自动交换分发，优化了“侦察—发现—决策—打击”各环节功效，使攻防节奏加快，更易在海量信息中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从信息机理来看，快速有效地掌握全方位信息是战争制胜的首要前提，人工智能可实现战场态势智能感知、海量数据智能分析、多元信息智能处理，能够形成战场“透视”优势。从决策机理来看，人工智能可进行动态战场仿真推演，快速给出可行决策，大幅缩短作战筹划决策周期，形成决策优势。
3.军事体系对抗特点更加鲜明
现代战争已经从军种对抗转向体系对抗，军事行动中的体系协同由过去基于任务的协同转变为现在的基于目标的协同。现代战争中的体系对抗，展现出不同技术条件下体系对抗的不同时代特点。信息化条件催生了军种联合作战，成为整体作战的初级阶段；而在智能化条件下，体系融合作战将成为整体作战的高级阶段。体系融合作战将取代军种联合作战，成为智能化条件下基本作战方式。体系对抗基本要义是发挥本方整体优势，集中打击对方关节点，力争摧毁或降低敌体系能力。从近年来发生的局部武装冲突中不难看出，当前军事行动中的体系对抗特点更加鲜明，深刻塑造着现代战争规律的变化。
围绕“命门”打击重点出现新变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战术指挥中枢、兵力集结点、先进武器装备，始终是战争双方打击的重中之重。在现代战争的体系对抗中，打击重点往往随着战情演变调整具体目标，目标选择更加注重影响的全局性、长期性和警示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战场的破坏性。
注重发挥体系优势和复合效能，以非对称方式角力。明代兵书《兵镜吴子十三篇》指出，“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体现的就是以非对称力量克敌的思想。现代军事行动往往不局限于同类装备“刀对刀、枪对枪”式对阵，而是综合运用自身有利资源，发挥非对称优势制胜。特别是在交战双方综合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非对称作战往往被弱势一方灵活高效运用，使强势方在战争中受到一定掣肘。在中东局势中，也门胡赛武装充分发挥其地理位置和高效行动优势，通过地形、战术、武器的配合，成为中东地区对抗西方和以色列的重要力量。
体系耐力的高消耗要求作战力量的新老混搭。现代战争的军事对抗消耗巨大，对体系耐力是严峻考验，包括武器弹药的持久补充、装备维修的持久保障、人力资源的持久支撑等。这要求体系对抗既要有新质新域的“刀尖”力量，更需要有基础性、储备性成熟要素的“刀背”支撑。一方面，成熟武器改造升级是装备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补充。另一方面，不断挖掘成熟装备潜力，是体系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众多的老型号装备通过提质改造，可以较低代价、较快周期形成新型军事体系的必要规模；一些经过长期考验、较为成熟的老装备加装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后，释放出巨大能量；老型号平台种类多配系完善，还可弥补新装备体系不足，丰富战术变化。北约援助乌军武器装备的主体是大量老旧型号，乌军活跃在一线的多数还是苏联时期老装备，俄军也主要靠新老搭配装备体系推进军事行动……都体现出作战要素新老搭配使用是现代战争体系对抗的重要特征。
（作者：国防科技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执笔人：马建光、刘箫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