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大萧条”以来货币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目标比较多，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问题，当时美国物价年均涨幅超过10%，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和失业率都创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较快，但忽视了金融稳定。这一时期，保持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目标。因盯住低通胀而形成的宽松货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这些都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着力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但超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面临新的挑战。近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常态化”。
为什么发达国家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及预期呢？
一是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决定的。比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储蓄增加、消费和价格水平降低；技术进步也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二是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三是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会使利差收窄，挤压银行体系，弱化银行货币供给的动力。
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预期的引导和把控，这也是中央银行可信度的重要体现。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央行把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用于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多数发达国家把2%作为通货膨胀目标，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比2%高一些，比如3%或4%。如果受上述基本面因素影响，某国长期通货膨胀的客观和真实走势是1%，而中央银行为引导预期把通胀目标定为2%，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引导，则其结果肯定是事倍功半的。正确的做法是，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都是合理的选择区间。比如，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济体最优的通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有些持续高通胀的经济体还可以把通胀目标定得更高一些，比如超过4%。货币政策（比如对通胀目标的确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但前提是这种引导离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趋势不远，这样的货币政策才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
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对货币政策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过程。每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同，货币政策总的来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时不够及时、有力，有时又会走得“过远”。关键是要明确职责、定位和目标，既不畏手畏脚，也不大手大脚。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文章：《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