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礼乐的建构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分封、宗庙和同姓不婚三大制度，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各种社会人生礼仪陆续建立，形成了包括朝觐、盟会、册命、军旅、祭祀、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嫁、冠笄等礼乐规则，使得礼乐制度覆盖了政治、宗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将孔子所谓“先鬼而后礼”“尊而不亲”的殷商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尊礼尚施”“近人而忠焉”的礼乐制度。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何以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当然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而言，则是先有了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所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而数千年的中华历史表明，儒家思想只有植根于礼乐文明的地基之上才能根深叶茂，焕发出勃勃生机。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之情。子夏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进一步将仁爱归本于孝悌的伦理亲情，进而开发出亲亲、仁民和爱物的道德发展次第。至于仁和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便指点出礼乐仪式的内在精神基础，礼乐是以人的内在真诚情感为基础的。没有此种真情，礼乐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就此而言，说孔子摄礼归仁是正确的，他揭示了礼乐文明的灵魂，并强调内在精神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但是，如果仅因此将孔学归结为仁学，则未必合乎孔子本人的意思，因为他同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又分明是以礼为仁的前提，人若不能“克己复礼”，就不能“为仁”。孔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似乎是担心后人有可能忽视礼的实践，《论语·乡党》篇详细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践礼的言行举止，使得夫子两千年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如在目前，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君子是如何通过日常工作对礼的践行去落实仁的精神。这是提醒我们，离开了礼乐文明的轨道，我们将无从抵达仁者的境界。孔门弟子所作《郭店楚简·语丛三》说：“爱，仁也。义以处之，礼行之也”，认为仁爱需要义来持守，需要礼来实行，若仁爱离开礼义将无从实现，这是对于孔子本人思想的客观阐发。
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从心性角度而言，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从实践工夫而言，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这从逻辑学上似乎是悖论，但儒学非古希腊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之学，所以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就其人生目标而言，孔子以周公为楷模，晚年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自述其人生理想是“吾其为东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并非仅仅满足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爱好，而是为了通过揭示礼乐文明的精神，重振礼乐文明生机与活力。可见，儒学的创立根本上是重建礼乐文明的需要，复兴周礼正是孔子一生的志业。
依据周孔之教所建立的礼乐文明，从文明存在形态上看，首先是一套系统完整的礼乐制度。牟钟鉴先生曾经总结其思想内涵，认为它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和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传统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并认为不了解这一点，很难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亦很难认识很多外来文化在融合以后所具有的中国精神。
这就意味着，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中华礼乐文明以天为最高神明，其他各种自然与社会要素均被整合到天命和天道信仰之下，因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天道和天理，是任何文化与信仰都不能否定且必然包括的。同时，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强调和而不同，反对单方面的独断和强制，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便打开了与各种外来文化沟通融合的大门。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但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这两个方面当然是相互联系和彼此诠释的，儒家义理的哲学化其实是儒学在社会层面被否定和解构之后的必然选择。现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哲学转型以接续儒家精神血脉的苦心孤诣也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是，一旦脱离了与生活的联系，丧失了儒学思想借以栖身的礼乐制度，儒家也就从一种以天下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异变为一种只能满足少数人形而上学思辨兴趣的哲学理论，儒学本身也就丧失了其平治天下的恢宏精神追求，此种追求本来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神魂所在。
儒学在新世纪面临着一阳来复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儒家在民间的教化体系被连根拔起，并且许多人至今依然将民间所剩无几的礼乐残余等同于四旧，必欲将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礼乐文明重建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当然，儒家礼乐本身也需要因时通变，向现代转型，在此前提下，儒学能够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