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我国，治理理论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经历了学习推介、议题拓展、内容深化等不同阶段。随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治理研究中，对我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着力建构中国政治学自己的治理理论。治理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为不同领域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关注重点领域
“治理”这一概念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晚期，但它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危机的现实情形，需要对传统的国家、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治理理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现实需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那时的治理研究是围绕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展开的，以社会秩序可持续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点关注公共权力获得和运行以及相关主体的参与和互动过程。
我国政治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治理理论。学者们基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对治理理论进行多样化阐述，逐步形成立足本土、借鉴国外的中国治理理论。具体来说，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两对关系成为中国治理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日渐高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此背景下，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或政府的力量，还必须更多依靠人民群众，重视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及时回应人民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政府需要改革机构设置和优化职能配置，重视运用新兴信息技术等手段，更多运用协商、合作等治理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最初的辅助性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此，治理研究一方面强调不断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减少不必要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善于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另外一方面也强调在一些治理领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公共服务市场开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健全激励补偿机制等多种办法，提高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展现自身特色
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治理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扎根成长提供了机遇。学者们逐渐摆脱简单学习推介的局限，结合中国治理实践对原有治理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和提炼。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我国治理理论研究日渐成熟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后，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结合在一起。随着国家、社会、市场的发展变革，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治理理论研究涉及的行为主体更加多样，所依赖的约束性条件也发生着变化。于是，治理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不断扩展，并与不同行为主体和制度场景结合，形成了诸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城市治理等研究领域。在这些研究领域，政治学界围绕治理问题，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提炼出不少具有学理性的新观点、新理论，形成了一大批既有理论支撑又体现不同领域特点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在治理理论研究中，政治学界创新研究方法的自觉性不断提升，在重视规范研究的同时，也重视经验研究。对于规范研究而言，政治学界对治理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诸如继续深入探讨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关系、社会资本与治理的关系等，以便更有效地运用治理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实践。对于经验研究而言，案例研究、定量研究、实验研究、预测研究等现代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最为典型的是在基层治理研究中，有的学者在占有、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采用大数据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分析与应用，实现研究方法的更新升级，提升了治理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水平。
研究成果扎根实践。无论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还是基层治理、城市治理，治理理论研究各个领域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密切相关。治理理论研究的不少成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治理改革的实践进程，促进了与此相关的话语体系的变迁，推动着各个领域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例如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治理创新等具体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治理理论研究成果的影响。同时，治理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经验、新做法，又为治理理论研究创新提供了增长点。
扩展研究空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为进一步深化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方向，扩展了研究空间。政治学学者应把握新时代的新趋势，推进治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
注重研究的本土化。治理理论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就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分析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领域如何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更好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现代国家。
聚焦新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这些都是治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并且能够深入挖掘的领域。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为治理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治理实践中，我们正在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这些举措深入推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治理理论研究应聚焦新时代的特征，对这些治理实践给予理论回应，推动研究走深走实。
关注前沿热点问题。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发展中的问题亟待解决。治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事关国家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重大前沿热点问题。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多种风险要素，政治学界应围绕如何防范化解重大治理风险展开研究。可以围绕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等方面，积极研究防范化解治理风险的路径。也可以从治理理论出发，重视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研究构建多层次多主体的复合风险治理机制，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中国治理理论研究是伴随我国治理实践而形成与拓展的，是对以往波澜壮阔的治理变革经验与规律的理论总结，必将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继续创新发展。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