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把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基于国家发展做出的重要布局和关键谋划，不仅为黄河流域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还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原则和方法，对黄河流域生态、经济、社会建设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为黄河文化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习总书记在关于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论述中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这里不仅指出了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黄河文化的历史地位，还强调了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挖掘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而黄河文化在其中则拥有“根”的地位和“魂”的作用。习总书记对黄河文化的这一定位是建立在学者大量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在早期中国，由于各自地域环境条件的塑造，各个区域产生了具有地域性的文明。随着区域文明的往来、交流和互动，加之黄河流域所具有的适应较低生产力水平的疏松土壤和适宜气候条件，黄河文化不断吸纳、集聚周边文化而得到滋养，并迅速成长，从而由局部的地域文化跃升为中华文化的核心。通常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其实是反映了这种不同类型地域文化互相渗透、最终凝聚的历史过程的概念。因此，海纳百川、博大包容、求同存异、民胞物与、共生共荣等成为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中国的史前时期、王朝时期和帝国时期，黄河流域为中华文化的形成贡献了地域力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不同时期的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存在，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物质层面，黄河流域广布着体现黄河文化的物质载体，诸如各式民居、宗教设施、民谣歌舞、服饰餐饮、生产和交通工具等。在制度层面，由于相对独立的大陆地理环境、各式大规模工程的协调、幅员辽阔地区的管理，产生了具有东方大国风格的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制度体系。这是历史的选择，“凝聚力”和“大一统”的概念早已渗入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经由结构性改造和转换，已经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中，实现上下游、干支流和左右岸的协调，突破地方行政界线的阻隔，同样需要仰赖这种体制的强有力支撑。在精神层面，如上所谈及的黄河文化丰富的精神内容，由于其超越时空的特征，不仅在中国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中发挥作用，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达成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贡献智慧，因此将其明确为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不仅是就其形成和地位而言，同样也是就其当下的作用而言。认真发掘和总结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担当的历史责任。
生态、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是一体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其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续和长远。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也包含这样的认识，即生态、经济和文化建设应是一盘棋，应具全局性。前面已提及黄河文化的制度遗产对各方面建设的作用。黄河流域的生态、经济建设皆离不开黄河文化的制约，要善于把黄河文化的积极内容为其所用。同样，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建设也为新时期黄河文化内涵的充实、发展提供物质动力和实践基础。黄河文化不是独立的和空泛的，而是扎根于黄河流域深厚的实践土壤之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所提及的因地制宜原则，即符合黄河文化求真务实、尊重自然的精神。据笔者的多次调研，豫西北太行山南麓的一些山根坡地缺乏水源，基本是靠天收的状况，历史上曾经草木茂盛，因人口增长或人们认识的局限，从明清迄今一直处于开发状态，表面上看似在增加耕地，实则扰乱和破坏了草木涵养水源的条件，使小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这种状况的延续，结果便是干旱趋重、收获量日减。类此的区域，应该采取如总书记所说的“以自然恢复为主，减少人为干扰”的办法恢复其植被生态。这就是笔者在这里试图申明的：黄河文化和生态、经济建设是同步的和一体的。只有依靠文化的支持和科学认识的指导，才能保障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因此，黄河文化的发掘、传承和弘扬，与生态、经济建设不是两层皮，而是互相为用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黄河文化所扮演的时代角色，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价值和使命担当。
黄河文化遇到了空前大发展的良机，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将迸发出璀璨光芒和精神力量，同时自身也将更具旺盛活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