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切理论的世界观基础，因而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问题上从来不含糊，这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毛泽东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当代世界风云变幻、波诡云谲，而搅动人们正确判断历史大势的一根魔杖，就是近些年来势汹汹的反唯物论思潮，即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借口批判普列汉诺夫和苏联教科书的教条主义而肆无忌惮地妖魔化辩证唯物主义的风头也很盛。面对这一新形势、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多次申明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借以掌握客观规律、判断国内外形势、确定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以及自我革命要求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因此，我们党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坚持，从来不是依据所谓的普列汉诺夫和苏联教科书的解读模式，而是依据在自身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这一世界观的科学理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坚持和运用，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实现的。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思想逻辑方面，谈谈上述这股反唯物论的歪风是如何刮起来的，为什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加强世界观的学习和改造。
一、哲学世界观的斗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大变动中诞生，也必然在新的历史大变动中经受考验。这种考验，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后，就集中在真假马克思主义之争上。历史证明，僵化教条和背弃基本原理是从“左”与右两个方面搞假马克思主义，而历史大变动中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运动，则容易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右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丧失信心，根子在怀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怀疑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把社会主义的精神支点从科学理论转向伦理道德。因此，伴随着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否定，必然表现为哲学世界观上的斗争。
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其原有的阶级对抗，又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对抗性矛盾；二是在世纪交替相继完成的“物理学革命”，在推动新的工业革命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世界存在和科学属性的思想混乱；三是继19世纪末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陷入“沉默”至新世纪来临，民族解放运动也波澜不惊，革命前景不明。俄国作为当时世界历史大变化的聚焦点，深刻感受到了历史变动带来的思想冲击。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率先爆发了争论，试图通过经验批判主义“回到康德”开始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列宁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之争，其要害在党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哲学世界观上的动摇将为僧侣主义、信仰主义等打开大门，从而根本颠覆党的指导思想。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一大批科学家倒向了唯心主义哲学。虽然列宁称他们为“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但仅靠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倾向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倒向唯心主义的危险。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打破了人们习惯地从“实体”方面认同物质的传统观念，致使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从自发的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成为列宁所说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这种“懵圈”不仅有碍科学的健康发展，更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唯物主义哲学确立物质本体，就是把客观实在及其规律作为科学的对象，把客观真理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这一根本的哲学立场。但是，自发的唯物论在理论上不彻底，在实践上摇摆出错，不能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需要勇气的。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首先难在摆脱狭隘利益眼界的束缚，真正敢于面对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列宁曾这样讲过：“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社会生活的重重迷雾，源自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依托其强大经济统治力编织出的意识形态神话。要破除现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藩篱，为遭遇不公平命运的民众谋利益，不要说不能心存杂念，就是仅有同情心或善心也无济于事。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品格，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首先需要具备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需要艰苦付出的。社会历史领域较之自然领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充斥着人类的意志、欲望及其能动作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探寻客观规律不仅艰难，而且其结果很容易以忽视人及其能动性为由遭到曲解。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心主义对于人的能动性“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真正发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是彻底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俗话说得好，画鬼易画人难。要认识和把握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需要拨云见日，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需要与时俱进、永不懈怠。要认识和把握纷繁复杂社会现象中的历史大势，不仅需要批判的武器，还需要武器的批判，真正投身于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一个不断地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努力统一起来的过程，在推动世界革命变革的同时，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
正因为如此，围绕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就必然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斗争。“回到康德去”，鼓吹伦理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屈从现实、放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开创历史未来责任的投降主义行为。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现实”与“现存”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现实，但绝不屈从现存。所谓立足现实，是按照历史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推动社会变革、造福人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伦理社会主义的所谓“回归生活”，则是认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不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下为自己捞取一口“羹”。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一分为二——一面是遥远彼岸的伦理冲动，另一面是“贴近生活”的利益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堕落、政治变质的表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前进的保障。
20世纪初的历史前景在21世纪初似乎正在重演。20世纪末苏东剧变的后遗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科学判断的声浪。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科学发现和创新层出不穷，但在哲学世界观上也似乎为否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提供了新依据。试图用最新科学证明存在着“灵魂”，存在着“生命轮回”，存在着非物质的“幽灵空间”等僧侣哲学、信仰主义，不仅成为西方一些科学家热衷的事情，也成为时尚的哲学。至于一些有违科学道德的所谓“科学实验”，更是屡屡发生。说到底，这不仅是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更是世界观出了偏差，是这些年来一边倒地否定唯物主义哲学的苦果。科学的发现及其运用之所以需要道德制约，这不仅是眼前利益、个人利益与长远利益、人类利益的博弈，归根到底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客观世界对于人类的制约，是人类的历史活动必须要遵循的客观规律。现代西方哲学否定认识论哲学的所谓“生存论转向”，其实就是彻底抛弃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论转向，其特点就是把实践与认识论切割，打着消除“主客二分”的旗号鼓吹实践本体论，通过折衷主义、相对主义和现象学消解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界限，否定价值诉求的客观真理性而实现唯心论哲学的一统天下。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全党必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自觉性，努力改造世界观。
二、世界观的改造与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面对西方否定唯物论哲学的所谓“生存论转向”，党中央没有“转向”，但学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转向”的声量却很高，从中不难发现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知识分子）在世界观方面的差距。在我国今天，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已经具有很大的共识。对于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基本方针，国家栋梁、宝贵财富是总体评价；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祖国，知识无边界但知识分子有立场是价值共识。因此，报效祖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日益自觉的行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且不说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不时掀翻一些溺水者、吓退一些胆小者、淘汰一些观望者，就是在大体上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潮流的队伍中差异性也很大，这里不仅有先进后进之分、做事做人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同党和人民一条心上的差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上的差异。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这一差异不仅造成了个人在爱国奉献上的差距，而且可能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思想舆论方面斗争的消极面。
毛泽东在60多年前有一个判断：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同时又必须看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科学的，既对政治立场与世界观转变做了区分，又指明了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立场最接近社会经济基础，最容易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世界观则高悬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可以在经济基础面前保持相对独立性。因此，一个自由个人主义者，在其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因为世界观问题而不信任甚至排斥这些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但是，世界观又不是无关紧要的纯粹私事，不仅关系着个人政治立场是否自觉和坚定，还关系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高度重视。
目前有两个新情况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哲学世界观问题。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制度日益定型完善，对于哲学基础的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认同与哲学世界观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如果说，过去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主要是人生观方面的斗争，今天反对个人主义已经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过去，个人主义主要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在今天，随着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主体，个人主义则越来越影响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制度认同。同时要看到，自由个人主义今天在我国尤其是知识界（包括部分党员知识分子中）还有相当的市场，存在着不少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哲学上信奉个人主义的学者。令人担忧的还在于，一些人并不感到这里有什么矛盾，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与个人主义并行不悖，因而对于个人主义十分包容乃至放纵。实际上，这一状况已经成为增强“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维护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思想障碍。说到底，在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不可能有坚定不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因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而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却把“去中心”的个人中心视为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根本，不仅嘲弄愿做“革命螺丝钉”的雷锋精神，也不可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真正认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但要在全党及全社会开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教育，更要针对个人自由主义的唯心论，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其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交叉融合日益明显，其功能发挥的侧重点向日常生活方式、信息网络交往和学科学术发展偏斜，使得世界观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更为突出。本来，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但西方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是在资产阶级古典理论逐步丧失优势地位以后，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古典理论敢于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体现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追求真理的勇气，因而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马克思恩格斯曾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头足倒立的唯物主义”，列宁则作出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的判断。与此同时，他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因极其害怕“唯物论”这个词而有意加以回避，这暴露了他们不敢完全直面客观真理的局限性。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西方哲学的主流不仅更加武断地否定唯物论哲学，而且完全蜕变为被黑格尔称之的“坏的唯心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也迅速从张扬个性滑向自我中心。因此，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并体系化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否定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制造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论倾向。社会科学各学科大体上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假设出发，同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学科体系，即在经验、局部、孤立基础上的模型化、数据化和概念体系，而根本排斥本质、规律和整体性。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而必须超越抽象人性论和实证主义的眼界，在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建设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任。
虽然学界对于这一使命热烈地回应，但真实的进展不容乐观。不客气地说，现在学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即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视为“意识形态”而在学术上加以拒斥，致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作用流于表面。这一集体无意识的背后，就是去唯物论后的个人主义哲学意识。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科在恢复、重建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进入这些具体学科的学者如果不自觉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会自发地倒向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囿于这一哲学视野，“科学”似乎就是价值无涉，就是可以“证伪”，限于现象和经验范围，否则就是信仰，就只能以人性为最高尺度，因而价值前提就只能是人性预设。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会被作为“宏大叙事”而排斥在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之外，其指导作用当然就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了。要破除实证主义科学观和抽象人性论的崇拜，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真正落实到国民教育中，而首要的是清除这些年来强加在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种种污名，开展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三、把实践与认识论切割是“去唯物论”的哲学路径
不难看出，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绝不是单个学科的孤立任务，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实处，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到学科的建设中。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国知识界今天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原因在于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嘲弄和摒弃。这股风当然不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孤立现象，而是当代西方的总体哲学态势，是当今世界历史大变局对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挑战。探究其中的缘由，就哲学本身而言，把实践从认识论中分割出来并使之上升为本体论是关键一环。而由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这种分割将其夸大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虚化以至否定物质本体论，其可能造成的思想危害就不易被人察觉，甚至还可能被吹嘘为“哲学创新”。
实践之所以与认识论不可分割，原因在于离开了认识论的实践必然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最终滑入主观唯心论的主体性哲学；反过来，排除了实践的认识论，也就失去了论证认识对象客观实在性的可能，在唯心论面前必然束手无策。所以，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一个科学的判断，它不仅强调了实践对于认识论的决定作用，也强调了实践只能作为认识论层面的范畴加以定位。从认识论看，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是基本问题、不容模糊，因为认识论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就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就必须确认认识本质上是反映论，即认识主体对于客观实在的把握，而物即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来源。尽管唯心论的认识论形态各异，但共同点就是否认反映论，即否认认识的客观对象是物。因此，列宁指出，实践标准在马赫与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只承认现象学意义的人类实践，即实践只能证明人的需要和人的经验，不能证明自在之物和客观真理。这种实践观支撑着历史多元论、相对论和选择论，不可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只有唯物主义才承认“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证明“自在之物”不仅存在，而且可知。可见，把实践与认识论切割，本质上就是把实践与自在之物切割，从本体论上取消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从而否定物质本体论。
实践与认识论的这种内在关系证明了所谓“实践本体论”的荒谬。实践（认识论）是可以架设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之间的桥梁，但实践并非“自在之物”本身。正如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之别，也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实践论之别。实践天然具有功利性，但并不天然具有唯物性。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可以走向唯物论哲学，更容易走向意志论的唯心论哲学。也就是说，从实践出发或以实践为基础，不能解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和客观真理问题，不能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因此，不能用实践说明唯物论，而必须用唯物论去说明实践。“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坚持认识论、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才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和核心。
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历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实现了唯物论的转向后，以此为基础才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观，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唯物论转向孤立地谈论科学实践观奠立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是沿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继续前进，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他的实践观也必然与费尔巴哈有着共同的基础，这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关于客观自然界是人类活动（包括实践）的基础，而人的认识活动只是通过语言的翻译去了解客观事物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但是，我还是应当把原文与译文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主宾不能颠倒，认识论、实践观的正确导向是唯物论。马克思同样提出了要区分认识活动中的“正本”与“副本”（即现实历史及对历史的解析）问题，批判唯心论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主要谈论费尔巴哈的不足，但仍然充分肯定了他“想要研究和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表明了与唯心主义实践观的对立。其二，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不是人为自然界立法，而是自然界确立人类理性的界限的观点。这就是说，自然界的秩序、必然性等不是从意识、理性、逻辑等引申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自身的属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然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依据；自然界不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而人类理性只是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人的能动性不是根源于人的精神，而是根源于认识客观规律性。因此，实践不可能是世界的本体。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甚至做出了这样一些重大的评价：“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列宁对于唯物论哲学的倾心，足以让那些蔑视唯物论哲学的人汗颜。
把实践与认识论剥离，通过去唯物论而鼓吹“实践本体论”，这股风在我国哲学界来势凶猛。当今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最大的落差，可以说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我们的校园、课堂和教材却充斥着否定唯物论哲学的氛围。用实践哲学取代唯物论哲学被冠之以“创新”而成为时尚，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哲学传统被炫耀成“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向”，用“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否定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否定客观真实的规律。实践本体论的要害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所以，坚持唯物论的实践观，关键是坚持自然辩证法。列宁突出强调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道：‘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断定，20世纪80年代借助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公然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制在人类历史和实践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本体论试图取代物质本体论的第一步。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借助西方哲学的所谓“生存论”转向，否定认识论哲学，从而抹煞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是实践本体论试图取代物质本体论的关键一步，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颠覆。与此相连，在一些人那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了反面教材，只有在批判时才偶尔提及。去唯物论、否定历史客观规律必然造成理想信念混乱的恶果，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有鉴于此，今天全党应该加强唯物论哲学教育，加强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哲学。
四、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强调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并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把这种世界观的转变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内在地联系起来，因而在今天需要与时俱进。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我们除坚持毛泽东关于世界观与政治立场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外，还要特别关注他的以下观点。
第一，思想阵地，包括个人的世界观，如果正确思想不去占领，错误思想就必然占领，不存在真空的所谓“思想自由”。现在有不少人借口“学术自由”、“人格独立”而宣扬“价值中立”，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拒绝谈论世界观改造，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视为学术创新、个人发展的障碍，这正是今天这些人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内缺乏理论兴趣的根源。毛泽东对此指出，其实这是某些人头脑里旧思想对新思想抵制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习近平也强调：“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尤其是思想舆论领域的斗争，应当包括世界观方面的斗争；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理应包括知识分子党员的世界观改造。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必须营造气氛、形成风气。我们今天要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必须破除“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氛围。我们今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但这并不能成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借口。大到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小到个人修身齐家、做人做事，都有一个为了什么人的价值抉择，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基本的意识形态，谁也回避不了。在今天，谁都可以打民意牌、民生牌、经济牌，但能否做到则由人民评判。问题在于无论人们做何种价值选择，都要落脚到这一选择的思想依据上，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可回避的原因就在于此。判断价值的思想依据无非是：或感觉主义，诉诸“良知”、亲情一类；或理性主义，诉诸主义、学说一类。应该说，从凝聚力、影响力来说，主义是高于良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在于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通过科学认识世界及其规律而掌握群众，从而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站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制高点上，这应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更应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必须投身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与向人民群众学习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主要从阶级立场和阶级成分方面看，这点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但是，多数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与基层的社会生活还是有距离的，因而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仍是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必由之路。事实已经证明，大自然是人的命脉所在，实体经济是虚体经济的根基所在，生产生活是精神产品的源泉所在。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知识如何重要，人才如何定夺，最深厚最活跃的源泉仍然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最强大最真实的创造力仍然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人民学习，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