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开始就对中国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这信心来源于三点：中国的承诺、能力以及乐于改变和改善自己的意愿……毫无疑问，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政府可以更加有力、高效、迅速地应对疫情。”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这样说。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二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危机事件”。中国率先经受住了疫情冲击，取得了湖北武汉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库恩先生对“中国为什么能”进行的深入思考，为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制度的作用提供了有益启发。
正如很多学者和观察家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最重要原因。在又一次大风浪面前，中国执政党又一次展现出捍卫人民利益的历史担当。这验证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显著优势之一。
时间回到今年初。早在1月7日，即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最初阶段，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在最高决策层会议上，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随着疫情风险不断加剧，他多次主持召开高层会议，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在1月28日会见来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习近平强调，“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
随着最高决策层确定疫情防控目标任务、国务院成立联防联控机制、中央指导组奔赴疫情中心“督战”，中国社会迅速进入“迎战”状态，依法科学有序防疫，全力以赴与病毒“赛跑”。
人们注意到，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北京、武汉、浙江、陕西考察，一线指导，现场调研，送去慰问，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传递出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的明确信号。危机面前，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用行动表明，他们是人民利益的最坚定守护者。
中国执政党带领人民坚决、迅速、有力地抗疫，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拉美知名社会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日前撰文指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有效范例”，中国政府的有力行动是遏制疫情的决定性因素。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得益于国家非凡的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医疗人员不足、医院床位紧缺、医疗物资匮乏等挑战。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克服了上述难题，有力阻遏了病毒传播。
人们看到，为支援湖北和武汉抗疫，中国各地迅速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2万余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为确保病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武汉迅速建成了一批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有关企业克服困难、全力复工复产，确保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抗疫一线；生命至上成为中国疫情防控最重要原则，民众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与国家财政负担……
中国千方百计的防疫举措令美国政治作家萨拉·弗朗德斯印象深刻。他撰文指出，中国采取的有力措施重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有能力作出不受资本主义利润支配的决定”。
中国有句古话，“上下同欲者胜”。在中国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成为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
从武汉迅速果断“封城”、有效避免疫情传播，到中国各地快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出台有针对性的防疫举措；从中国执政党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动员城乡基层构筑严密防疫网，到14亿中国人响应政府呼吁、自觉居家隔离，外界看到的是局部利益服从总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场景。就像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所感慨的：“最让我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在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的同时，中国加快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3月底考察浙江时说，“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正像国际社会看到的，这种灵活适度的政策调整，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中国制度的张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这场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灾难事件。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稳步走出疫情阴霾，加快经济社会复苏，带给国际社会鼓舞和信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当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面对这场大疫情冲击，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暴露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短板和问题。中国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通过这次防疫，我们也要举一反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不断地吸取教训，改正自己，完善自己。”这种直面问题、敢于自我革新的勇气，同样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
“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经历这场疫情考验之后，中国体制和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攻坚克难的意志将更加坚定。可以预见，中国角色和中国担当的世界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愈发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