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马克思、恩格斯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关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和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起，从来都是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实践和社会发展不断总结、完善、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理论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态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随着实践发展在若干宏大领域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
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或对立或统一的关系，既不断证明着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性，又在更加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法。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不到20年间，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远远超出了过去几百年、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自然科学的眼界，极大地扩大和深化了人类对传统自然界的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当其或有希望以生态社会全面转型的形态出现，作为社会形态全面构成要素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社会面貌、文化形态，表现怎样、如何转型、以何种方式转型，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没有给出具有答案，也没有“生态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一术语。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是指导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关于如何看待、理解、处理和实践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学说，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它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门学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以高远的历史眼光、开放的国际视野、深邃的辩证思维，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论述和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涵（“两山论”）、现实意义（“两个清醒认识”）、历史阶段（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阶段论）、历史使命（中国梦与生态文明关系论）、战略地位（“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与生态文明关系论）、建设实质（生产力与环境保护论）、战略举措（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论）和系统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事关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时代课题。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论断、系统理论，使生态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姿态显现在当代中国和现代世界面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独立而光辉的篇章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关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还以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其历史趋势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态文明”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他明晰了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描绘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总蓝图，拟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这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之处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学说当代创立的历史性贡献。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晰了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直观地说，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文明更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类新的文明形态；二是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1、关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是以“自然历史”转移的客观存在
文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文明形态演进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范畴所揭示规律支配和运行。生态文明是人类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新阶段新的社会特征、文明特征。笔者以为，生态文明是“生态社会”的文明，而非其它一切社会的文明，是打开“生态文明”内涵之锁的唯一一把钥匙。生态社会的兴起、建立和走向完善与成熟，同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一样，本质上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支配的，只有如同“火和石器”于原始文明、“铁和犁”于农业文明、“纺纱机和蒸汽机”于工业文明一样，实现生态技术和生态工具的重大变革，才有可能形成建立在生态产业基础之上的生态社会及其物质、制度和文化层次。原始社会，人类用摩擦取火这个朴素、原始的“机械运动”转化所形成的热能“明于天人之分”，开启人类文明征程；农业社会，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青铜器、陶器和铁器的使用，特别是铁器农具“犁”的出现，人类生产活动开始向着主动性和选择性迈进。恩格斯指出：“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经在为人类服务”，“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目前整体来说仍然处于工业文明的当今时代，机械化大生产又是借助包括热能在内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运动，维系工业文明的存续。但首当其冲，归功于200多年前蒸汽机的发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又指出：“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性的国际性发明”。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其突破口，一定是表现在某项或系统性生态关键技术、生态产业的重大突破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引领与配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居首，其历史意义或许在此。当前，社会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光放在环境保护部门身上，这是值得商榷的。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环境保护是滞后的，是灭火员、消防员，哪里有问题，事后更有力度的处罚型监管是其主要方式，尽管常常强调预防为主。从部门管理的角度来讲，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教育部都有最直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使命。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全社会要以历史眼光看待发展问题。每个人都要勇于做“生态人”、“生态经济人”，都要尊崇创新理念，创新人力，使现代生态技术科学成为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从根本上说，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大变革，都伴随着文明的更替，都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更加丰裕、精神生活更趋丰富。这是历史趋势。
2、关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恩格斯指出：工业文明“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资产阶级通过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机器制造为基础，扩展到采矿业、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石油和石油化工业、冶金和金属加工业、汽车飞机制造等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医疗和服务业等等产业，促进人类跨入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和现代化时代，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繁荣与富足的现代社会生活。辩证和坦诚地说，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物质文明的丰富，不仅是资产阶段的任务，还是无产阶级的任务。社会主义本质上还要更好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诚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20世纪中叶前后，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的震惊世界的史称为“八大公害”污染事件，远比今日中国环境生态整体形势严峻的多。不单如此，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环境问题，既有直接破坏的一面，还有资源直接损耗的一面。人类对如矿石、石油等各种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达到极限；对原本具有恢复能力的土壤、陆地、海洋等资源的使用也正在接近极限。由于发展理念错误，工业文明以“一物降一物”的理念在治理污染，如废水、废物等净化设施的生产和建设导致的二次消耗和二次环境污染也很严重。我国环境保护现实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也都很普遍，环境治理的成效还很不令人民满意。可以说，工业文明在它人定胜天价值观指导下，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整个工业文明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其战天斗地、创造和超越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能耐令人叹服；然而，其所形成的无以复加、积重难返、难以为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亦令人生畏、生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要求重新审视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以促进工业文明传统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消费理念等的全面生态化、绿色化转型为路径，力图构建公平、正义、绿色、生态、和谐的全人类共享的新文明模式。当今时代，积极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回到原始文明朴素的原生态状态，也不是要回到农业文明时代有限的生态平衡状态，而是要在遵从和把握人类文明一定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状态的历史趋势中，以绿色化、生态化思维，积极建设超越工业文明状态的人类崭新的文明新形态。这即是说，我们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现代化新文明。在此特别指出，党的十九大强化了我们对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关系范畴的基本认识，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描绘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总蓝图
关于社会，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因而，社会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基于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因而，经济独立自由的发展，事实上是基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核心变革所引发的产业革命，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国家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因而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管理者，为了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而非二元代理，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并规定了与该社会形态生产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心理。传统和历史文化在此发挥了有利于国家管理者的扬弃角色。换言之，只有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多重变革，社会的文明形态才能够形成。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如此，生态文明也毫不例外，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产业基础）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也都如此。就此而言，三要素也好、多要素也好，再也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近平同志以如此朴实、清晰明了的科学论断所阐明。习近平同志深刻系统地论述指出：“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因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要描绘和指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总蓝图，事关产业基础、事关制度建设、事关文化建设。
1、生态文明建设总蓝图下的产业基础
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新五化发展道路、“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社会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等科学论断和建设思想，极大地凸显了把生态文明放在优先地位、基础地位、战略地位，夯实生态文明社会产业基础的基本路径，这即是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内生动力；始终把整个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实现和确保生产活动结果绿色化和生态化的途径、约束和保障。在具体实践上，不外乎两点。一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发展的绿色化，核心在于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即在资源上把节约放在首位，在环境上把保护放在首位，在生态上以自然恢复为主，讲基础、讲底线（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鲜明的辩证法）；二是现代绿色、循环、低碳、生态产业新体系的规模化。以“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与生物生长的规律为依据，构筑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夯实生态工业经济基础地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里需要重点指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物质基础和产业基础的产业革命，其核心在于关键和重大生态技术的突破；也只有核心生态技术的重大突破，作为国家基本国策的环境保护战略才能跃升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治国、治世战略之中。就此而言，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创新的有关论述，可以形成完整逻辑佐证。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因而不能“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
“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这都“不仅会从源头上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改变制造业‘资源消耗大户’、‘污染大户’的面貌，而且会引发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链的重大变革。”
2、生态文明建设总蓝图下的的制度建设
习近平同志提出包含“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战略理念指引的“四个全面”战略，强调不断深化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科学政绩观建设，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划定生态红线，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他说，“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虑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等科学论断和建设思想，无不是在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等方面就生态文明建设与上层建筑和谐匹配所确立的战略之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开放和改革的社会。坚持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永葆活力的根本。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正是这样，通过社会体制的变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从而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为生态文明社会构筑强有力的上层建筑及其一系列制度和法治保障。
3、生态文明建设总蓝图下的文化建设
文化自觉、反映主流趋势、反映时代呼声，始终是贯穿于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又一条极其重要的主线。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样，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样。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中华文明传承5000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特别是“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写入其中。这些重要论述和科学论断，既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根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智慧的民族性，也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深刻反思的实践性。它要求我们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文化，对自然运行规律心存敬畏，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科学、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的生态化转向。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群体基于生产关系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公平。其中，现存的、现实的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包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对环境资源享有的公平，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公平，等等，是公平原则的核心，反映了生态文明社会对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新要求。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中有一种不良的倾向，环境保护出了问题，以嬉笑怒骂环境保护部门的声音并不少见。社会公众却很少自我反省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他人社会要求是生态文明主义，对自己是放任、享乐主义，这不是生态文明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只有实现公民社会人人向“生态人”身份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宿命才能够真正实现。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拟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
1、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辩证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系范畴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大法。生产力，简单地地说，就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运用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和能力。因而，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劳动者，二是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三是劳动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体上包含两个方面有关系：一是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他面前（相对的而非对立的）自然作为整体研究所形成的关系；二是人通过劳动，包括技术手段、工程手段等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自然所形成的关系，而且基于实践的第二层关系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现代生态中心主义者往往忽视这一层关系，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之中。事实上，即使是从中华古老生态智慧哺育的中华文明来看，今天看来彪炳史册的重大水利工程，如陕西郑渠、四川都江堰以及广西灵渠、浙江它山堰、京杭大运河等，在生态中心主义眼里，无不是“反自然”的。事实上，他们却是天人合一的，是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智慧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因而，只有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之上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形成的关系，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这即是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法。换言之，生产力的状况，包括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状况、性质和表现形式。每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不仅如此，表现为劳动资料、生产资料来源的“自然界”，却又是一切物质生产且确保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自然界不仅是劳动者（人）的生命力、劳动力、创造力的最终源泉，而且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要求的问题，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人类所要实现的更高阶段新文明。习近平同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即解放生产力，一定是解放生态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定是发展绿色生产力。也只有解放生态生产力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作为人类更高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够体现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作为劳动者的人如何通过生态实践这个生态文明社会人类活动的特质所要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目标。
2、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大范畴，即，自然、社会和思维这三大领域，自然辩证法是其中的一大领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其物质存在性为先决条件所形成的“物质与意识”、“社会存与社会意识”的根本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里，整个世界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既有人类生态与文明一般演变规律的辩证法，更有开创人类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辩证法。这基于三个紧密关联而又成为体系的“两山论”。分别是：
（1）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自然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文明是人类社会自其诞生以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孜孜以求、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道德完善和财富积累。文明的主体是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人，单纯的生态，即自在自然是没有“文明”的。在人与自然、文明与自然面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主张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放弃自身的尺度，尽管马克思主义主张极其尊重和顺应自然，并把自然优先于人而存在作为其构建存在与意识、物质与意识关系范畴的前提和根本。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他又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那种一谈到生态文明，就乞求原始的、原生态的那种生态中心主义者眼中的纯粹自然，至少目前来看，与“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对中国人整体物质条件和心性文明的繁荣和进步，无不昭示发展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任务、立足点和建设后现代社会主义的前提。
（2）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德国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芩曾指出，“人类与自然界的逆向巨变”，即“地球结构畸变、功能严重失衡的新突变期”始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甚至是以战天斗地般的掠夺自然的丑恶行径，导致地球整个生态系统而非区域性和局部性遭受到严重损坏，自然价值向负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上世纪60、70年代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可持续发展思潮相继兴起。但需要指出，全球性生态环境遭受到系统性破坏，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国际政治旧秩序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三高两低”（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 低水平、低效益)产业格局受国际政治旧格局和资本的逐利性支配，经历了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产业转移，因而又在很大程度和整体上维护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生态良好”形象。这种掩耳盗铃、搬起石头自己砸自己脚的政治丑陋和经济短视，对人类目前仅可唯一生存和延续命运的“小小”地球生态家园没有任何好处。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实践和全社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共识来看，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有望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为核心的重大战略理念，这将有可能开启人类 “生态纪元”时代。美国生态哲学家赫尔曼·格林所指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走向生态纪元的社会”；“推崇生态纪元的人，提倡一种新型的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共同体的整体安宁是其根本的关注。”习近平同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命题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为基础的理论指导，这本身也蕴涵了“绿水青山”的“生态美”、“金山银山”的“人为美”、“绿水青山转向金山银山”的“转型美”三层要素。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坚决摒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既提出自然界是 “人的无机的身体”，又指出人通过生产实践“人化自然”，彰显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的主体性，从而使人类通过自己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界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断正是这样，超越了机械生态中心主义、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既揭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而且为人类走向生态社会指明了根本方向。生态文明社会，是生态社会人的文明，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又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和客体论的统一，尽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看似并列的“两山”。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史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无论其国内性还是全球性，无论其民族性还是世界性，这一思想都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理念变革、发展洞见和科学预见，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适应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新的历史发展，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生态学说，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了新原则；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为作为人类社会崭新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建设首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论和方法论。其中，中华民族优秀的生态智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学说做出历史贡献的活水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与自然史交融互进的一般规律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学说做出历史贡献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资源生态和环境存在的严峻形势和治理经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学说做出历史贡献的实践基础。
总之，恰如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之上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样，也恰如毛泽东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一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学说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原文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