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出中华文明，滋养着华夏儿女。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以下简称“黄河流域座谈会”），首次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掀开了新时代黄河治理与保护的新篇章。就相关问题，《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事关民族复兴和永续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如何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这一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安全将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
张永生：在黄河流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一是黄河流域自身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农产品主产区和“能源流域”，是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促进其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振兴，将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在农业时代兴盛，工业时代一度落后；在生态文明时代，又以新的发展范式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国过去70年取得的发展奇迹，不只是简单学习西方工业化经验的结果，背后更是5000年无形的中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随着传统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的弊端日益暴露，在中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复兴所必需，亦有助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特别要强调的是，黄河流域国家重大战略有两个主题，既强调生态保护，又强调高质量发展。这实质上是要让代表中华文化的古老黄河流域，以最先进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如果黄河流域继续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则不仅不可能同时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目标，而且基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事实上两大目标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要让保护环境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越保护、越发展”，就必须将发展模式转型置于首要地位，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之路。因此，生态文明是黄河流域国家战略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中国发展观察：当前阶段，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哪些问题？
张永生：黄河流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区不仅总体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发展质量较低，而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均相当艰巨。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保护和发展的突出矛盾就难以调和。
黄河流域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黄河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按流域省份，2018年底总人口4.2亿，占全国30.3%；地区生产总值23.9万亿元，占全国26.5%。其中，上中游地区和下游滩区，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区域。
黄河中上游是我国生态脆弱区的集中分布区。水质总体差于全国，生态退化和环境问题交织。上游水土流失和生态脆弱问题尤为严重。在环境保护方面，以水污染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流域的工业、城镇生活和农业面源三方面污染，加之尾矿库污染，使得2018年黄河137个水质断面中，劣V类水占比达12.4%，明显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改善明显，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包括上游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中游水土流失严重，支流污染问题突出；下游生态流量偏低，一些地方河口湿地萎缩。
中国发展观察：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原因何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
张永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背后必有其深层原因。由于环境和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未能建立，问题始终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黄河流域的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而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又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世界性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完全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黄河流域的主要污染问题，包括采掘污染、工业污染、化学农业、养殖污染、生活污染，是由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固有特点决定的。近年来，国家在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治理、固体废物、农业面源等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措施。但是，在发展方式未能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减少污染必然会减少产出或增加成本，政府采取的严厉治污措施也就阻力重重。
因此，必须跳出狭隘的传统工业化视野，从“人与自然”更宏大视野重新认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考虑到传统工业化模式高昂的外部成本、长期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福祉成本，则保护生态环境实际上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发展，从而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就可以相互促进。
被低估的黄河流域经济依存关系
中国发展观察：一些人认为，黄河流域不是一个经济圈，区域内的省区缺少经济联系，解决问题可能更多还是需要依靠政府力量，您怎么看？
张永生：从表面上看，黄河流域内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是一个紧密的经济圈，但这里有一个视角的问题。黄河流域内部真实的经济联系，其实被大大低估了。以传统工业化思维看，黄河流域不被视为一个经济圈，因为流域内9省区的市场交易并不紧密。但是，在生态文明视角下，一旦将无形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依存关系及其经济影响考虑在内，就会发现黄河流域内部真实的经济依存关系被低估了。
这种低估，不利于流域内部形成更优且更紧密的双赢区域经济关系。如果上游“绿水青山”的价值可以通过生态补偿和发展本地绿色新经济等转化成“金山银山”，上游就不需要再走牺牲环境的老路，而下游也会从上游的生态服务中受益。
目前，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源头的青海玉树州与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超过10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这一现状的形成同流域内部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未能形成双赢的区域关系有关。因此，我们要在生态文明视角下，重新思考黄河流域的内部经济关系。
经济视角下的黄河水患与生态修复
中国发展观察：历史上，黄河水患一直非常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习总书记说，洪水风险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胁。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和看待黄河水患问题？
张永生：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同自然科学家思考问题的视角不太一样。虽然历史上黄河一直水患不断，但不同时代水患的表现、成因，却有着本质区别，由此决定着解决的思路和方法亦不相同。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时代，人类力量渺小，更多只能是适应自然。历史上，黄河水患主要是泥沙淤积、决堤、改道，即“善淤、善决、善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工业时代，人类借助强大的工业技术，从被动适应自然，到成为改变自然的统治力量，地球进入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在强大技术力量保障和商业力量驱动下，人类消费欲望、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对自然的攫取持续扩张，不仅用水需求大幅增加，人类活动也通过冲击生态系统对水的供给产生影响，由此带来人与洪水自然系统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后果（包括水量、泥沙的动态变化）。
黄河水患治理，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一起工作。在治理黄河水患方面，自然科学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试图利用工程技术和科学优化方法，去“驾驭”水患（比如：水文模型、科学地干预水文、调控水沙比、水利工程、生态工程等）。生态文明的视角，则更多的是从更底层的逻辑出发，思考新发展理念下如何改变人的行为模式，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解决黄河水患和水资源的利用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的生态，尤其中上游的生态，应如何修复与保护？
张永生：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在于工业化逻辑和生态逻辑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工业化往往基于单一和规模化生产，生态逻辑则基于生物多样化之间的共生效应。当工业化逻辑依靠强大的工业技术力量侵入生态系统，将生态系统中相互共生的某些“人们认为有价值”的链条大规模地抽取出来时，往往就会带来生态系统的崩溃。生态系统的崩溃，反过来又会引发大自然报复人类，形成恶性循环。
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冲击，包括工农业污染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攫取，毁林、过度放牧及滥捕、用化学农业对生态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等，都会带来生态系统的失衡。现有的生态保护，更多侧重自然科学和工程的视角，未能充分重视生态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
目前生态保护的做法，主要是将人类活动与保护对象隔离，包括实施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和国家公园等计划，并通过重大生态修复和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修复生态。从生态文明视角看，这些做法的局限是：对通过改变人类行为修复生态重视不够；物理隔离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阻隔人类经济活动通过复杂生物圈联系对保护区产生影响；生态功能未能同人类活动充分融合。比如，化学农业使农田不再具有生态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功能。
因此，我们需要揭示不同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下，不同的人类行为的不同生态后果及其形成机制，提出如何在新发展理念下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关于黄河生态的修复，目前人们可能比较多地关注工程修复，今后可能要更加重视自然生态修复，从依赖工程技术的力量转变到同时也依赖释放自然力。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而言，需要避免走过去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走生态发展道路，从源头上避免生态危机的出现。
生态文明思维下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应如何看待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张永生：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理念。现有对高质量发展的讨论，更多的是强调高技术、高效率、产业升级、高附加值，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等，或者大体上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视为高质量发展。这种意义上的高质量，当然非常重要，但却未能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理念。现有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本质上不可持续，其福祉效果也不如人意，更多只是“传统效率”意义上的高质量，并不能完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发达国家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彻底进行发展范式的转型，用生态文明思维对高质量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
中国发展观察：在生态文明思维下，什么才是高质量发展？
张永生：首先需要重新定义“效率”的标准。一旦在生态文明“人与自然”更大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将传统模式下的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考虑在内，则成本、收益、福祉和最优化等概念，就会发生改变。原先在传统工业化狭隘视野下被视为高质量的发展，可能就成为低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回归发展的“初心”。根据十九大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变发展内容。发展的目的或初心是提高人民福祉。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一定程度上本末倒置，相当部分的经济活动（比如高污染产品、垃圾食品、上瘾类产品等），虽然提高了GDP，但更多的只是商业上的成功（资本获利手段），并不一定有益于人类福祉的改进，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危害人类福祉。违背初心的发展内容，效率再高，也不能称之为高质量。
中国发展观察：那么，黄河流域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永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发展之间的两难，根源在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在标准发展经济学中，发展被定义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为更高效地生产工业财富，人口与工业活动需要聚集到城市，农村则被狭隘地定位为剩余劳动力、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给基地，形成“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基本城乡分工格局。工业生产活动基于规模经济，农业则为工业化逻辑所改造，转变成所谓工业化农业、单一农业和化学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成为农业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而农业和乡村的其他功能则未被充分认识和开发。这种发展模式在带来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持续、整体福祉损失等问题。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意味着我们要对黄河流域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义，包括发展理念、资源概念、发展内容、组织模式、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转变，从而使发展具有了不同的生态环境含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含义，以及不同的空间含义。
重塑黄河流域区域经济格局
中国发展观察：对于今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突破与改革，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张永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黄河流域的问题，根源在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只有超越传统工业文明思维，以生态文明新思维建立起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才能取得突破。鉴于黄河流域的特点及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象征意义，建议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高度，将黄河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发展范式的全面转型，探索对中国和世界均有普遍意义的新发展范式。
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流域的转型示范，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还具有象征意义。目前，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课题组，正在这一思路下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并提出更具体的政策建议。在这一思路下，主要围绕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在生态文明视角下重塑黄河流域的经济体系；二是重塑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格局。
中国发展观察：如何在生态文明视角下重塑黄河流域经济体系？
张永生：黄河流域现有的发展内容及其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要让发展回归“美好生活”的初心，尤其是要满足人民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非市场化生态产品的需求，让黄河成为“幸福河”。
第一，黄河流域农业转型。从农业生产什么（对应健康饮食或“现代”饮食）和以什么方式生产（生态农业或化学农业）两大方面，重新思考农业现代化战略。黄河流域的粮食和肉类占全国产量的1/3，而农业占用大约80%的黄河水资源。由于饮食结构、健康问题、农业结构、资源环境等问题高度依存，生态农业转型对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意义重大。
第二，黄河流域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在内容上，如何满足“美好生活”新需求，尤其是提升知识、创意、个性需求和环境等非物质价值的比例；在组织方式上，如何从传统的集中式生产，转向工业互联网时代的“集中+分散”的新组织模式。服务业则从过去主要为工业服务，转向更多满足新兴消费需求。
中国发展观察：如何重塑黄河流域区域经济格局？
张永生：黄河流域现有区域经济格局和城镇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在生态文明视角以及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条件下，流域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含义亦发生相应变化。
首先，重塑流域内部区域分工与协作关系。从工业时代以市场贸易单一维度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关系，扩展到考虑生态环境影响的“双赢”区域经济关系。将上游地区的基本功能定位为生态功能，通过跨区域生态服务补偿，以及基于互联网和生态、文化等新型绿色公共产品催生绿色新经济，将上游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如可以参照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建立黄河流域发展基金。
其次，以绿色城市群和县域城镇化为经济增长点。以关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山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等为龙头，通过绿色转型激发城市群范围内城市和乡村新的活力。县域城镇化则以特色小镇和新型村镇为重点，促进形成新型城乡关系。
第三，重新定义乡村。乡村不同于农村概念，它不再只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劳动力和农产品的场所，而是一个新型地理空间，可以有多重功能，包括生态服务、文化、健康、教育等。这种新的认识，会大幅拓展乡村的发展潜力。
此外，还有绿色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绿色化，以及新型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催生新的绿色经济内容。
黄河流域基本情况：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中国第二大河。
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包括内流区4.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8.28%。
黄河流域省份2018年底总人口4.2亿，占全国30.3%。
地区生产总值23.9万亿元，占全国26.5%。
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煤储占全国一半以上。
相比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更严重、经济明显落后、问题更加复杂突出，是脱贫攻坚重点区域。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19-20期合刊）
